2018年10月18日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周根保应邀在省直工委党校为上高县直机关工委党务干部作《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功勋》的演讲。

毛泽东朱德挑粮上井冈（油画作品）

朱毛会师（油画作品）

朱毛会师（油画作品）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在《伟大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的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一）

    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的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O2页)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二）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是书本上很难看到的，但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朱毛红军”的诞生是何等艰辛！

    中国革命起步是多么的困难！

    革命的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呵！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上犹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1、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军，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开得胜，起义军经四小时激战，全歼南昌城内守敌，在中国诞生了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在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相机进军广州，并夺取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前，伫立良久，这是他领导起义军与敌激战的地方。朱德神情凝重的说：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军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立即开了个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

    朱德所说的“开了个会”，即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有20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围绕要不要坚持八一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这一千多人留下来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算了！”会上马上有人附和，朱德激昂的反驳说：

    “八一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我们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

    他接着指出：

    “现在唯有一条出路，在敌人的缝隙中前进，从茂芝东北方向沿着粤闽赣湘边界转移。”

    朱德后来回忆说：

    “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9月21日，起义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做出的“上山”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的探索。

    2、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的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

    “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五块光洋。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解放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法。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刷拉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了这段历史：

    部队转移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部队更涣散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于10月底到达了大庚，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在上堡整训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粟裕在解放后回忆中写道：

    “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队伍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

    朱德和粟裕回忆的历史，人们把它称为“赣南三整”。

    一个“三湾改编”，一个“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3、两支部队登上井冈山，都不是预先早有计划

    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在许多的书籍和宣传材料里，却说成是早有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并不是早有安排，预先有计划。毛泽东确定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在古城才定下的决心。

    古城是宁岗县的老县城，10月3日起义军到达古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的说：

    “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当他乘坐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的时候，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有40余人，主要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农民武装问题，会上有不同意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他认为：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有没法站稳脚的。

    其实，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遭到婉言拒绝。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亲自登门拜访。出发前，许多干部都很紧张，提出要派一个连跟随。毛泽东说：“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颇有“鸿门宴”架势。袁文才当时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见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便杀猪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非凡之处，恰恰在于能与各类人物交朋友，包括还能与绿林豪杰交朋友。毛泽东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毛泽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来，又派何长工说服王佐。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登上井冈山，更富有戏剧性。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指示。周鲁到井冈山后，摆出“钦差大臣”架子，颐指气使。他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并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中村，他把队伍停下来。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

    这时传来两条消息：一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只是被免去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根本不是被“开除党籍”；二是得知在湘南暴动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被敌人追着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这样一来，难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成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接应者。

    当时，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毛泽东在中村得知朱德已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便兵分两路，一路由袁文才率第二团向资兴方面向前进，迎接南昌起义部队上山；毛泽东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截击尾追之敌。

    在毛泽东掩护下，朱德率领的部队于4月26日到达砻市。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砻市。毛泽东当日即前往龙江书院会见朱德。朱德闻讯立即和陈毅、王尔琢到门外迎接。毛泽东迈着矫健步伐走上前，紧紧拉着朱德的手说：

    “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疾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的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的转移。”

    两位伟人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朱德率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能如此从容、迅速，完全得益于两位伟人，早已心心相印。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得知井冈山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了。”

    1928年4月，粤、桂、湘军阀勾结起来，以七个师兵力，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优势敌人决战，朱德和陈毅果断决定：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

    真是天赐良机！在朱德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竟然已经下山了。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掩护下，朱德上山，自然“从容”、“迅速”。

    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是毛泽东、朱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例证。

    两位伟人，两支队伍，他们登上井冈山的道路，尽管经历不完全相同，时间有前后，地点有差异，但在他们千里转战，所经历饱受的考验中，却有如此多的相同或相似，这不是历史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