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烈的开篇
——老周说“八一”第一章

周根保
 

说在前面的话

自称“老周”，一是年龄有点老，今年七十三岁了；二是自认自己是个老年读者。

笔者二〇〇二年退休，时任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吴新雄，邀请笔者任八一广场改造副总指挥，要求笔者专注研究八一起义的历史。

笔者不是学者，也不是专家，所谓“研究”，只是找一些八一起义的书籍和史料，进行研读。

人们读书有两种感觉，一种是看了这一页，急着翻下一页；一种是翻了这一页，“硬”着头皮翻下一页。

笔者读八一起义史料的书，就属后一种。

二〇一〇年，八一精神研究会在南昌成立，笔者出任执行会长。有一位对笔者很熟悉的现役将军，见了笔者说：你当会长？这个研究会至少要丢掉几分……

为了少丢几分，笔者真的硬着头皮，开始专心阅读八一起义的书……

一幌十几年过去了，笔者自认读了蛮多的八一起义的书，渐渐形成了一个强烈感受——

八一起义孕育的八一文化，八一精神，是一无言的大书，它不仅让你腾生对革命前辈丰功伟绩的敬意，更是对读者自身信念的洗礼，血性的升华，动力的催生，斗志的激励。

但“八一起义”，又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八一起义，已经九十多年，史学界尽管对八一起义，作过深入研究，但权威学者们，对八一起义的史实、尤其对八一起义孕育的八一精神，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对许多重要历史史实，甚至有不少误读……

笔者一辈子在部队做行政工作，不善写作，曾多次求助“有文化的人”，请他们帮助把笔者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结果是处处碰壁……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不要说“报备”这一关，令人头痛，既使作品问世，又有多少人会关注……

出版界一位权威人士曾对笔者说：

八一起义，了解打响第一枪就够了，不必深探……

这是很具代表性的认知。

在求助无望的情况下，笔者于二〇一三年，颤颤巍巍写了第一本书，冠名《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

江西人民出版社竟然出版了。

自二〇一七年至今，三年时间内，笔者一气写了十本关于八一起义的书，江西省出版局也全都向国家出版总局“报备”了……

这十本书，目前尽管仅作为“内部刊物，免费交流”问世，但经历也蛮艰辛，笔者大胆地拿起笔，把自己感受写出来，全得益于研究会诸多同仁的鼓励，特别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我的多年老战友吴根水，他是这些作品的第一审稿人，不仅给予许多可贵修改意见，而且鼓励支持笔者，内部印刷出版。

其实，笔者对八一起义和八一精神的认识，也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不断提升。

这些书的写作初衷，只是笔者看到史学界，对南昌起义的各种评价，有些自已不同看法，借着学术讨论机会，说过一些不成熟看法。

整理成书，也是仅作为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也仅作内部交流赐阅，征求意见，然后择机，争取正式出版。

笔者此作，冠名《老周说八一》，仅是对原来一些认知，作了一些修正，作了一些补充，作了一些完善。

也祘集大成为一体吧。

限于笔者水平和阅读史料有限，本书在事实和观点方面的错误是难免的，恳请读到本书的同志，不吝赐教！

也盼望有兴趣者，作一些交流。

第一章 八一起义的历史背景

说八一，先应从八一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说起。

八一起义发生的原因，史学界普遍的说法是：

月

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老一辈革命前辈和史学界，作了深入探讨，普遍归结为三点：

第一是对国民党的叛变缺泛应有警惕；

第二是中共对軍事工作不重视而导致；

第三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的结果。

下面说说，笔者对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的认识：

先说第一点，对敌人的分裂缺乏应有警惕：

叶挺和刘伯承早在1928年，对此就有总结:

叶挺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中，指出:“两党的分裂巳成万不能免之势。但我们仍是让步，保持合作，并没有坚决的作进攻的准备。”

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未记》中，则指出:蒋介石、汪精卫“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是时间问题，离开的形式，自然是与我们实行斗争”，“可惜我们的党胶执了联合小资产阶级表面上的一点，而无这样准备”。

叶挺、刘伯承对国共合作的分裂的必然性和我党缺乏应有政治警惕的分析，十分深刻，但对党为什么要坚持让步、坚持保持合作，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的国际背景，当时并不清楚。

所以这一分析，应该限有时代的局限性。其实，当时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早有强烈的呼吁，请看蔡和森就“两湖爆动计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段话:

“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能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已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

毛泽东还发号召：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

周恩来、恽代英、任弼时、叶挺等，都是主张武装反击敌人的积极人物。

难道只是陈独秀在坚持“退让”、“妥协”吗？

后面笔者会再作分析。

再说，党与军事工作的关系：

党与军事工作关系，是决定党和革命生死进退的关键问题。数十年来，不少史学者把党对军事工作重视不够，视作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无可置疑，军事工作，在中共工作地位中，确实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从辅助到主导，从实践到总结”的过程，但不能定论为中共对军事工作不重视，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相反，在共产国际对我党强调不要去发展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强调军事工作应力避与国民党产生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共却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地展开了自己的军事工作。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

谈南昌起义，要先回溯一下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他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在北代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己有六个军。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这就是说，我们党从那个时侯起，就开始注意到了军事工作……

他还说：

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正如朱德所说，在党成立初期，党内部分同志对军事工作就有清晰的认识。

如蔡和森于1922年就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建立新军队以替代旧軍队才能巩固政权。如果不完成这种根本性的工作，革命迟早会象辛亥革命一样被旧势力所推翻。

中共初期尽管还没有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尤其是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但专门召开了会议，先后选派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等优秀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并在全国秘密挑选大批党团到该校学习。

1924年11月中旬，周恩来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着手重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黄埔军校挑选一批优秀党员担任要职。

年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师、二十五两个师。成为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建立时，党又调原独立团改编的七十三团参谋长卢德铭任警卫团长，同时从该团调去一部分骨干加入。这个团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基本力量。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是党牢牢掌握之中，陈毅、罗瑞卿、陈伯钓、程子华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在他们向南昌转移中途，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后来这支力量转到广卅，在叶剑英领导下，成为广州起义主力。

在此期间，党成功改造了贺龙等旧军队，投向革命……贺龙的二十军，成为南昌起义的“大户”。

各地农运工作和工运工作，也得到极大发展……

无可置疑，大革命时期，党对军事工作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

正如朱德在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就党的这种失误，称作我们真的“很蠢”！

他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

“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已的党员不在军队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朱德的话何等深刻而又明白！

朱德的总结，同样受到时代的局限，深层次的原因，朱德也并不清楚……

为什么不多搞一些军队？今天人们才从历史迷茫中清醒过来——

那时，党的军事工作，处处受到国民党、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制约。

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写道：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国际基本上以孙中山的态度为主。这样，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们从史料可以看到，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支持和看好的是蒋介石，是共产国际帮助他在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唯一革命武装力量。而对中共的军事工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

这就是中共军事工作为什么难于发展的尴尬原因。

中共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第一次专门作出《军事运动议决案》，明确“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为，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

事实是：

中共对军事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时环境、中共基本理论有关，还有共产国际方面的因素。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国共合作，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心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

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也正是靠苏共武器和卢布的支助，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地位。

当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自已武装时，他却不以然，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尽管中共军事工作开展的空间，极其有限，但中共许多精英骨干，为党在军事方面的壮大和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叶挺独立团的扩张，就是鲜明的例证……

实践表明，党在大革命期间的军事工作，为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在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为挽救革命，挽救共产党，为打响南昌城头的第一枪，做好了不小的准备工作。

对党在大革命中的军事工作，全盘否定的说法，值得置疑；把大革命失败的主因，说成是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军事工作不重视，更很难令人信服。

再说说， 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与是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史料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大地。

岂料，风云突变，正当北代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一时间，处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7

“我奉共产国际之命，全权处理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不能再担任书记……”

从此，凡说到大革命的失败，都离不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词。

解放后，史学界凡评说大革命失败教训，也几乎无一例外，“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

连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一书，也庄重地写道:

“南昌起义用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个基本错误：第一是放弃统一战线中领导权，没有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勇气；第二是不积极抓枪杆子（武装工农），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勇气。”

连南昌起义研究的先行者张侠，也称陈独秀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是“热衷的是专门做让敌人对我们放心的事，让敌人相信我们毫无反抗的可能，不论敌人如何摆布，我们只能服服帖帖。”

果真是这样的吗？

1991年苏联解体，过去封闭的绝密档案陆续开放，这套档案中，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

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这是最高当局认可的权威著作！

下面摘录的是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几段话：

（1927）3月25日晚，陈独秀在特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

3月27日、28日、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万不得己将武器收藏起来”。

4月6日，斯大林说：

“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象挤柠檬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有的史料说，斯大林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前夕，还给蒋介石寄来亲笔签名的照片。

史学家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一文，认为：

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

历史的记录，铁的事实，揭开了历史之迷！

年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年

“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

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使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判断，五月来信，对中共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无容置疑，中国革命的发展，离不开苏共的支持，共产国际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代战争，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

但苏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是造成大革命失败主因的史实，是不容歪曲。

历史真象巳经大白，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强加给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误判，应该予以纠正。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退却，没有沉默，而是挺起身来，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朿缚，开创了以武装反抗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的首创——

在南昌城头，中共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正如习近平在建军九十周庆祝大会上所说：

“中国共产党面临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的重任，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不仅揭示了南昌起义的时代背景，而且深刻说明了南昌起义，是我们党一次伟大的政治觉醒！（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