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卓 陆丽环

  　2020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俊严重违纪违法被严肃查处，百色市纪委监委督促该公司以案促改，补齐短板。图为公司党委组织召开“汲取一把手违法案件教训，以案促改警钟长鸣筑防线”专题民主生活会。(百色市纪委监委供图)

　　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是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记者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获悉，202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县处级及以上“一把手”5836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关键少数，严肃惩处违纪违法“一把手”，持续强化震慑、传导压力，督促各级“一把手”明纪法、知敬畏、守底线，切实用好手中的权力。

　　霸道行权、违规用权、任性滥权，一把手腐败易发多发

　　1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原山西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安顺被开除党籍；此前三天，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被开除党籍……金融反腐重拳下，不少曾任和现任的单位“一把手”被严惩，释放出反腐败一刻不停歇的强烈信号。

　　金融领域只是一个侧面。大量事实表明，“一把手”主政一方、掌管一域，往往被不法分子视为拉拢、腐蚀、围猎的重点对象。从全国来看，党的十九大后查处中管干部中主要问题发生在“一把手”岗位上的就有100多人。

　　在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调查数据中，落马“一把手”也占有相当比例。2020年，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办结“一把手”案件923件，其中涉及厅局级“一把手”案件18件，县处级“一把手”案件264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上报“一把手”问题线索1011人，处分各级“一把手”726人。

　　剖析这些“一把手”的堕落轨迹，总是绕不开一个“权”字。他们把手中的权力视为私产，霸道行权、违规用权、任性滥权，甚至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对所在地方、单位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杜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落马”的在任区长。新官上任，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权力谋私利。杜江每次到外地出差或休假，都会要求管理服务对象为其提供相应服务；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他还向3名管理服务对象借款共计200万元。

　　由于手中的权力集中，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几乎是每个走向腐败的“一把手”为官做事的写照。

　　去年1月被“双开”的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长叶加河曾自诩为“四最”局长：“我在科信局，年龄最大、职位最高、资格最老、业务最强，因为这四个‘最’，可以说我在局里拥有绝对权力。”审查调查人员介绍，叶加河大搞“一言堂”，使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

　　工程建设是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领域。不少“一把手”都栽在工程腐败上，他们把规划权、审批权视为禁脔，大搞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权力变现。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就是“靠地敛财”的典型。2010年至2018年间，张琦帮助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儋州、三亚、海口违规取得土地近7000亩。其中，帮助某地产商违规设置排他性条件，违法获取土地1000多亩，占用地质公园、生态林地，给国家造成数十亿元损失。

　　据了解，2017年4月以来，海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涉及工程领域腐败案件515件、536人，“一把手”占比30%；其中省纪委监委查处的案件中涉及工程领域腐败的高达69%，“一把手”占比高达59%。

　　“在错误权力观的驱使下，少数‘一把手’把权力、金钱、享乐作为人生追求，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背道而驰，拿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消减了党的威信，贻误了党的事业。”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分析。

　　一把手腐败往往产生连锁反应，带坏一地干部队伍、污染一方政治生态

　　“一把手”作为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和“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在地方、单位和部门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既是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一把手”出了问题极易传染蔓延，危害班子、带坏队伍，污染一方政治生态。

　　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周振学，仗着自己在林业系统任职时间长、资历深、资格老，逐渐形成霸道作风。受周振学影响，天东局上下出现一批啃食国家利益的“误林人”。“我是林海中的蛀虫和病害，不仅亵渎了我曾钟爱的事业，也破坏了国有林区的政治生态环境！”周振学落马后如此忏悔。

　　一些存在问题的“一把手”通过在人事上的话语权构建关系网络，提拔深谙“潜规则”的人，而那些真正应该受到重用的人才则受到压制。

　　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杨宏伟的“双开”通报指出，他是“任职地区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杨宏伟爱好打篮球，跟他一起打球的能得到重用，他身边的同学、老乡、裙带关系、旧部也常常被破格提拔安置。“工作干得好与坏不重要，与杨宏伟的关系好才重要。”办案人员说。

　　在选人用人上搞“小圈子”的后果就是，形成站队式、抱团式腐败，被查处时往往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据统计，在杨宏伟离开黔江后，该区70余名处级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查处，其违纪违法行为大多发生于杨宏伟在黔江主政期间。

　　“一把手”独断专行、主导决策，权力屡屡出轨越界、脱缰狂奔，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江西稀有金属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钟晓云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任“一把手”11年，不仅带头搞腐败，还把企业搞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一把手’腐败带来的危害要远超过一般的领导干部，产生的‘腐蚀’效应更强。”宋伟认为，“一把手”腐败容易酿成集体腐败的“窝案”，涉案金额和涉案情节都相对更为严重。

　　理想信念松动、监督失之于宽松软，导致一把手权力运行频频越轨

　　对领导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必然会出现各种违纪违法问题。梳理落马“一把手”的忏悔，从中可见一斑。

　　“根本原因是政治免疫力出了问题，思想出现了偏差，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近在眼前的提任转眼变得遥不可及，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我所有的人生积累，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做官。”……

　　这些落马“一把手”有的热衷于封建迷信活动，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喜欢搞特权耍官威，把宗旨意识抛之脑后；有的追求当官发财两不误，大搞利益输送。表现不一而足，根本原因都是理想信念的领地严重“抛荒”，思想上得了软骨病。

　　“一把手”腐化堕落根子出在个人，但监督失效也是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管事管权的制度机制不完善，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监督“空白”，使得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的整体效能弱化，公权极易沦为个人手上的私器。

　　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由于权力运行无一定规则、无一定章法，只要“一把手”作出决定，其他人就很难阻止。在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一些“一把手”绕过民主集中制的决策程序，给滥用权力贴上集体决定的标签。

　　自吉林省纪委监委开展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人防系统干部368人，涉及人防部门原职或现职“一把手”76人。

　　“省人防办简单把结建式人防工程建设审批、验收权，单建式人防工程使用、管理权，易地建设费减免缓权下放，没有跟进出台限制措施，导致各地人防部门‘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2020年4月，吉林省纪委监委向省人防办党组发出的纪检监察建议指出。

　　此外，在“一把手”位置上任职时间过长，加上权力过于集中，决策不透明、不规范等原因，很容易出现“小圈子”，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滋生腐败。

　　强化制约监督，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保证一把手依法履职、秉公用权

　　“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一再验证了“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条铁律。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必须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减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保证“一把手”依法履职、秉公用权。

　　“一把手”的权力过度集中，是导致其恣意妄为的重要原因，必须确立权力运行的规程，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使其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广西壮族自治区探索建立“一把手”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监督。同时推动各级党组织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方面梳理“一把手”法定权力，明确议事决策、选人用人等各方面权力，结合实际逐一厘清权力内容、边界和行使方式。

　　目前，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已在一些地方陆续尝试并推行。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出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五不直接分管”(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工程项目建设)制度，实行“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权力运行机制。

　　针对个别“一把手”无视制度、架空班子的问题，各地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制度规定，完善党政部门依法决策机制，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形成、执行和调整等作出规定。

　　夯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

　　在党内监督中，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上级“一把手”抓下级“一把手”最管用。

　　去年中办印发的《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就对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作出了规定。如第十六条指出，党委(党组)书记对下一级党委(党组)书记发现存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应当及时进行提醒谈话。

　　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多过问、多提醒，对新任职“一把手”开展任职谈话，每年选取部分下级“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对存在轻微违纪问题的予以诫勉等等，都是党委(党组)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

　　建立党内政治监督谈话制度，是安徽省破解市县党政“一把手”等“关键少数”监督难题的关键一步。省委书记找市委书记谈，市委书记找县委书记谈，上级党委抓下级党委……多名参与谈话的干部表示，这一监督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以往政治监督不经常、不规范、不精准的问题。

　　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加强对下级党组织监督的重要方式。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盯住权力和责任，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精准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

　　“比如，巡视巡察工作全过程都要把‘一把手’作为重点对象；巡视巡察组进驻前，要会同纪检监察、组织、政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了解被巡视巡察党组织‘一把手’情况；巡视巡察中与领导班子成员谈话，要将‘一把手’情况作为必谈内容，并下沉一级了解具体情况。”宋伟建议。

　　加强对下级党组织及“一把手”的监督，既是纪委监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协助职责的重要内容，也是履行自身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

　　实践中，各级纪委监委切实加强对下级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日常管理监督。一方面，重点对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发现下级“一把手”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严肃予以问责。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上级纪委监委负责人与下级党委(党组)“一把手”定期谈话制度，谈话情况向同级党委报告。

　　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破解对“一把手”监督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推动对“一把手”教育、约束、纠偏协调协同，深化标本兼治，进一步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

【编辑:刘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