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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破局：八一枪声的深远寓意
来源：周根保 日期：2025-10-20
摘要：南昌起义与朱毛井冈山会师，作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两大标志性事件，现有研究多聚焦其象征性意义与精神内涵，但对其中蕴含的决策机制演化、军事制度生成与历史发展逻辑的深度诠释，仍存在学术空间。研究表明，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性枪响，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党指挥枪”新型军事原则的原始形态；在起义军战略转进过程中，不仅孕育出我军政治工作的开创性实践，更推动了我军军事战略的适应性转变；而朱毛会师实现的观念交融与组织重构，则为人民军队军魂的塑造奠定了制度基因。
本文采用动态演进视角，系统解构我军军事体系初创期的制度创新轨迹，着力揭示南昌起义所开创的军政制度体系演化机制，以及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中的奠基性地位。
关键词：南昌起义；朱毛会师；军事领导权；政治建军；军事战略；制度建构；历史辩证法
开场白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是人民军队诞生的伟大开端。时值南昌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临近，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愈发感到对南昌起义进行再研究、再深化、再认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当前，党史军史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许多具体细节、人物评价与历史脉络的 interconnectedness （相互关联性）上，仍存在模糊不清甚至被误读、误传之处。更有甚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试图否定、歪曲这段历史，其影响亟待澄清。
尤其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从南昌起义这一“石破天惊”的壮举中汲取智慧、寻得启示，成为一项关乎根本、指向未来的重大课题。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南昌起义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再探讨，还原历史真实面貌。
引言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以血的事实宣告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南昌起义，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黑云压城的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惊天壮举。它如划破沉沉暗夜的第一道闪电，震动了寰宇，唤醒了希望。
然而，其历史意义往往在后世的宏大叙事中被高度浓缩和象征化，其本身所蕴含的复杂性、与开创性，则被人们耳熟能详的“首义第一枪”简单化。
当你翻开202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笔者编著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后简称《札记》）一书，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
南昌起义绝非历史教科书式的“胜利开篇”，而是以凛冽寒光劈开革命黎明前的黑暗，在血火刀锋中镌刻出人民军队诞生的悲壮序章。
南昌起义不仅揭开了中共武装斗争的革命序幕，更重要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蹚出了一条实践通途。
回望人民军队百年强军兴军的历程，“听党指挥”的政治灵魂，自南昌城头枪声，便深深熔铸在军魂血脉之中；
纵观人民军队百年建军征程，这支以弱胜强、以小博大的战争史诗长卷中，始终镌刻着朱德元帅当年在宜章坪石大捷中开创的游击战术思想烙印……
八一起义先辈们，在困难挫折中展现的战略调整能力，构成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要实践范式……
毛泽东同志曾在1971年2月明确指示：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解说。[1]
问题是时代的呼唤。
《札记》一书，以直面历史的勇气，在破解“三难”及朱毛井冈会师的叙事中揭示：
南昌起义的近300个日日夜夜，（从酝酿到上井冈山），浓缩了人民军队百年精神谱系的全部基因密码——
听党指挥的信仰丰碑，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为民奋斗的政治本色。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如同划破沉沉暗夜的惊雷，宣告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这一声枪响，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它是在中国革命陷入绝境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军事智慧，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破局。其深远的寓意，不仅在于“打响第一枪”的象征意义，更在于它在决心、稳兵、征战三个维度上，成功破解了当时革命面临的生死难题，并由此倒逼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
今天，站在建军百年门槛前，重溯这段充满挣扎与智慧的“建军实验室”的记忆，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更在于从革命原初场景中，提取破解现代强军难题的基因密码：
《札记》一书，以问答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提炼出了“听党指挥”的建军之魂，为新时代强军目标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阅读本书，仿佛让读者亲身参与了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斗争，对人民军队的本源与灵魂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
本书以青少年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前的疑问为切入点，缓缓展开对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腻描绘。
书中写道：“南昌起义，犹如一部无言之巨著，品读这部巨著，不仅让读者对先辈们心生敬意，更是一次信仰的净化、斗志的激发、动力的赋予。”
笔者怀着深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旨在澄清历史真相、铭记重大意义、弘扬优良传统，采用问答的形式，铺陈南昌起义的历史长卷。
《札记》分上、中、下三篇，主题是“在拉直历史的问号中坚定理想信念”。
现以“南昌起义何谓建军大业悲壮序章”为立论基点，试从四个方面对南昌起义历史功勋略作阐述。
一、破解“决心难”：以武装反抗打响第一枪，实现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称颂“南昌城头的枪声”，是“党史、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2]
南昌起义的伟大，首先源于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决断力，突破了当时看似无解的“决心难”。
“决心难”，难在内外交困——
历史的长河在1927年夏秋之交，于中国南昌的坐标系上，激荡起一道决定民族命运的汹涌漩涡。南昌起义，这“石破天惊第一枪”，其回响穿越世纪，至今仍振聋发聩。然而，后世在仰望这座丰碑时，往往易于记住那划破夜空的枪声与胜利的旗帜，却可能低估了在枪声响起之前，那场发生于决策层内部的、无声却同样惊心动魄的“前哨战”。这场斗争的核心，正是“决心难”。这“难”，并非源于对敌人强大的恐惧，而是源于革命阵营内部最高层级的思想桎梏与路线分歧，其矛头直指两个看似难以撼动的权威：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明确反对指令；与亲临前线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的坚决阻抗。
破解此“难”的过程，是一场关于中国革命的灵魂、道路与领导权的生死博弈。
（一） 冰封的指令：共产国际的桎梏与中共的自主困境
要理解“决心难”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必须将视野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组织原则与重大决策，理论上必须服从于这个“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关系，在党的发展初期提供了重要指导，但在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的危急关头，却可能成为致命的枷锁。
1. 战略迷雾与“合法主义”的束缚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的血腥事实已然铸就。然而，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其决策深受苏联全球战略及其与国民党（特别是其左派）关系的影响。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视角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叛变，但维持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统一战线，仍是牵制帝国主义、保卫苏联远东利益的重要一环。因此，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始终强调“忍耐”、“谨慎”，反对任何可能“刺激”国民党左派、导致统一战线彻底破裂的单独军事行动。
这种指导，在理论上是基于对革命“阶段性”的教条式理解，认为中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过早地突出其独立的军事力量。在实践中，它则演变为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合法主义”幻想——企图在敌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内进行斗争，却无视了对方早已撕毁规则、举起屠刀的现实。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带来的，正是这种试图将中国革命束缚于其战略棋局之中的冰冷指令。它们像一道无形的冰墙，试图冻结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已然燃起的武装反抗之火。
2. 信息时滞与权威的绝对性
在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从莫斯科发出的指令，经过辗转传递与解读，到达中国前线时，往往已与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更为关键的是，共产国际的权威在当时的党内是近乎绝对的。挑战国际的指示，不仅需要非凡的政治洞见，更需要承担巨大的组织风险和政治压力。这意味着，任何违背国际指令的决策，都可能被贴上“违背国际纪律”、“冒险主义”甚至“分裂主义”的标签，决策者个人与整个前委都可能面临严厉的后续清算。
因此，共产国际的反对，构成了“决心难”的外部结构性困境。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驳倒的反对意见，而是一个笼罩在中共头顶的、具有制度性约束力的政治天花板。打破它，意味着要挑战自党建立以来就存在的最高组织权威，意味着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开启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血淋淋的现实相结合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二） 临门的阻抗：张国焘的“尚方宝剑”与前委的坚定意志
如果说共产国际的指令是悬于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张国焘的来临，则是这把剑的执剑人亲临前线，使得“决心难”从一种潜在的约束，瞬间演变为一场白热化的正面冲突。
1. “特派员”的使命与个人的犹疑
7月30日清晨，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已如张满的弓弦，中央代表张国焘的身影出现在南昌。他此行携带的，正是共产国际那份态度暧昧、倾向于反对起义的电报。作为中央常委，张国焘的使命是“坚定地”执行国际指示，重新评估并可能叫停起义计划。他的到来，立刻给热火朝天的前委浇下了一盆冷水。
在随后召开的前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成为“决心难”的人格化体现。他的论点系统而尖锐：
· 强调国际纪律：他高举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强调行动的合法性必须基于国际的认可，否则将承担不可预测的政治后果。
· 夸大敌我力量：他对起义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深度怀疑，认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方准备不足，仓促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
· 主张依赖张发奎：他仍对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抱有幻想，认为应继续争取其支持，或将行动推迟至其态度明朗之后。
这些观点，表面上出于谨慎与对组织原则的尊重，但其深层，混合了对国际权威的盲从、对军事风险的过度恐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个人权力考量（作为中央代表，行动的失败将直接归责于他）。他的阻抗，将抽象的路线之争，具体化为前敌委员会内部一场面对面的、决定革命生死的灵魂拷问。
2. 前委的激辩与周恩来的“定鼎一怒”
面对张国焘的强势阻挠，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成员们，展现了惊人的政治勇气与历史担当。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纷纷发言，情绪激昂，据理力争。
· 用事实驳斥幻想：他们指出，争取张发奎已是镜花水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已拉拢张发奎，其态度日趋反动，等待只会坐失良机，自取灭亡。
· 用决心回应恐惧：他们强调，革命已无退路，敌人的屠刀不会因我们的等待而放下。起义虽有风险，但不起义，则意味着党和革命力量的彻底瓦解。
· 用担当直面责任：他们表示，愿意为起义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前委书记周恩来的表现尤为关键。一向以沉稳、理智著称的周恩来，在张国焘反复要求推迟起义的紧要关头，展现了其革命生涯中少有的雷霆之怒。他“砰”地一拍桌子，斩钉截铁地指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这番话，看似是摆挑子，实则是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最坚定的立场。它传递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起义的决心，已不可动摇。
周恩来的“定鼎一怒”，成为压垮张国焘阻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情绪爆发，更是前委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关口，为了生存与信仰，敢于向任何不符合实际的权威说“不”的宣言。最终，在多数人的坚持下，张国焘被迫妥协。起义决定得以维持，时间仅因故微调。
（三） 决心的伟力：破局之钥与深远回响
破解“决心难”的过程，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军事行动的决策本身。它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成人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走向政治与思想的成熟。
第一，它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的至高地位。 前委的决策，不是基于本本、教条或上级指令，而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国民党已彻底反动，不武装反抗就是死路一条。这种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权威出发的思维方式，成为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石。
第二，它铸就了“独立自主”这一革命与建设的生命线。 南昌起义前夜的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独立作出决策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它证明，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根据国情来判断和解决。这份宝贵的自主意识，使得党在日后漫长的革命与建设岁月中，能够顶住任何外部压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第三，它彰显了集体智慧与核心人物在历史关头的决定性作用。 这场破局，是前委集体智慧的胜利，也是周恩来等核心领导人敢于担当、力挽狂澜的典范。它告诉我们，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集体意志，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
回望南昌起义前夜，那场关于“决心”的激烈斗争，其惊险程度与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冲锋陷阵。共产国际的指令与张国焘的阻抗，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极为典型的“绝境”。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前委，以其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客观现实的深刻洞察，以及敢于担当的无畏勇气，成功实现了破局。他们破解的，不仅仅是一次起义的决策困境，更是思想上、组织上的重重枷锁。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枪，之所以能够打响，首先源于这“破冰前行”的第一决心。这份在至暗时刻凝聚的决绝与智慧，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种，穿越时空，至今仍在照亮我们前行之路，警示我们：在任何时代，面对任何挑战，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勇于担当，永远是破局开新的不二法门。
让我们翻开《札记》的叙述：
本书上篇：“纪念塔前的追寻”，回答了“为何第一枪在南昌城头响起”的疑问。
这是本书的核心。破解“决策难”的关键，是我军在初创之中，如何在分歧中，确立“听党指挥”的根本原则。
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在南昌城头打响，直接诱因主要是三点：
一是起义军已奉张发奎“东征讨蒋”的命令开进南昌。[3]
二是第二方面军即将开始“清党”；[4]
三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强力阻挠下，面对重重政治压力，矢志不渝坚守共产党人信念，突破了“决心难”，彰显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勇于担当的气概。
这是起义顺利举行的关键。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27年……
7月12日，新改组的党中央作出了武装反抗的总政策。
7月下旬，起义军已按党中央部署，展开了起义准备工作……
7月18日，中央已对南昌起义做了整体布置；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已对南昌起义作出正式决定；
7月27日夜，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已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起义作了详细布局……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展开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据近期破译的苏共文件得悉： 斯大林收到中共关于南昌起义报告后，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了会议，会议记录表明，斯大林要求停止这次暴动。
共产国际代表，接到电报[5]后，立即召开了相关会议，指令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落实电报内容的指示。
莫斯科的指令前后存在矛盾，党内路线也不一致，张国焘主张“联张”，而加伦则主张“待变”。共产国际7月26日的电报明确要求“如无胜利把握，可不举行暴动”；苏联顾问加伦主张“等待张发奎共同返粤”；张国焘携中央指示要求“推迟行动”。[6]
这些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使得起义决策陷入困境。
这种决策困境，在7月30日晨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据《周逸群笔记》记载，张国焘坚持“必须得到张发奎同意”，而周恩来则拍案而起：“今日之事，非流血不可！”这激烈的争执背后，是对革命前途的不同判断，是对武装斗争必要性的不同认知。
面对如此严峻的分歧，7月31日的前委会上，周恩来以“革命不是揖让进退”的坚定态度力排众议，明确表达了举行起义的决心。
叶挺在1928年报告中说：“周恩来同志听了大怒，谓‘国际共产代表给我的任务是主持这一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回汉口去吧’”[7]
贺龙的表态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位还不是共产党员的第20军军长当场宣布：“我贺龙只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这种肝胆相照的信任，不仅坚定了大家的起义决心，更奠定了新型军队的政治根基。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的坚持下，中央代表张国焘最后在31日中午，终于以“服从多数”表态，首肯了前委会的起义决定。[8]
南昌起义在破解“决策难”方面的核心贡献，是首次实践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前委直接指挥部队。
起义军设立前敌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下辖军、师两级党委，开创了“党委制”的雏形。
《刘伯承军事文选》评价：“这是我军区别于旧军队的根本标志，犹如婴儿初啼般珍贵”。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军队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使军队成为党实现革命目标的有力工具。
同时，起义军还首创了“双长制”（军事+政治），《整编纲要》确立了“前委决议”的铁律。“连有党小组，团设党支部”的组织架构，为后来的“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基础。
第25师73团率先设立党总支，每个连队配备3名党员骨干，这种组织创新在会昌战役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该团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这充分说明，党的领导和有效的组织架构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书中结合历史背景，详细阐述了党中央作出南昌起义决策的曲折历程。周恩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抵制共产国际的误判，反驳张国焘的阻挠，独立自主作出决策，展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
前委会智斗张国焘，这是破解“决策难”最精彩一页。
贺龙后来说：“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坚定，是起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起义也很可能会夭折。”[9]
破解“决心难”，作出“还是干”石破天惊的伟大决断，是打响“第一枪”的关键。
面对重重困难，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展现了巨大的政治魄力和历史担当。
他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策，经过周密部署，于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领导北伐军两万余人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占领南昌城。
这一枪，是宣言：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彻底告别了妥协退让，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崭新阶段。
这一枪，更是奠基礼：南昌起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的前敌委员会的坚强、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起义的决心、计划、组织、发动，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党的核心作用。这就从人民军队诞生的第一天起，将“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深深地镌刻在其基因之中。它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性问题，使得这支军队从此与一切旧式军阀武装彻底划清了界限，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为人民利益奋斗的革命武装集团。这是南昌起义最根本、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二、 破解“稳兵难”：以组织重塑熔铸军魂，在溃败边缘挽救革命火种
“稳兵难”，是继政治决心之后，摆在起义者面前更为严峻且急迫的生存考验。其“难”，并非在于起事一刻的指挥与协同，而在于起义之后，如何让这支成分复杂、前途未卜的军队，在极端恶劣的内外环境下，始终保持凝聚力、战斗力，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全新政党的领导。
“稳兵难”，究竟难在何处？
1. 队伍的“结构性脆弱”：起义部队主体源自国民革命军，虽经我党渗透影响，但其肌体中仍残留着旧军队的深刻烙印——雇佣思想、军阀习气、松散纪律。他们中许多人对于“为谁打仗，为何打仗”的认识是模糊的，对共产党的信仰更未普遍建立。这是一支尚未“脱胎换骨”的队伍，其忠诚基础极不牢固。
2. 逆境下的“生存危机”：起义军南下征途，是一条血与火的荆棘之路。酷暑、疾病、饥饿、疲乏日夜消耗着官兵的体力与意志。而更为致命的，是军事上的接连受挫——汤坑失利、三河坝血战、潮汕溃败。连续的败仗，使“革命必胜”的信念在残酷现实面前摇摇欲坠，悲观失望、恐慌动摇的情绪如瘟疫般蔓延。
3. 溃散中的“信任危机”：当理想被现实击穿，当承诺的胜利化为泡影，基层官兵对领导的信任便面临最严峻的考验。高级军官的离队（如蔡廷锴师的中途脱离），更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应。一时间，开小差、投敌叛变者层出不穷，队伍人数锐减，从两万余众骤降至不足两千，革命火种在凄风苦雨中明灭不定，濒于熄灭。
如何化解？—— “赣南三整”的伟大创举与组织重塑
在革命事业面临“散伙”的至暗时刻，以朱德、陈毅为代表的坚定革命家，上演了一场力挽狂澜的“稳兵”奇迹。其核心，并非简单的思想鼓动或武力弹压，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组织重塑与政治熔铸，其标志便是永载史册的“赣南三整”。
· 天心圩整顿：统一思想，重塑信仰，稳住“思想的兵”
· 行动：在部队士气降至冰点时，朱德在天心圩的河滩上，向全体剩余人员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他坦诚承认失败，但更以钢铁般的信念指出：“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一九〇五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 破局关键：朱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将眼前的失败置于革命长期性与曲折性的宏大叙事中，为迷茫的将士提供了精神上的“锚点”。他的人格魅力与坚定信念，成为凝聚队伍最直接、最有效的粘合剂。此举稳住了军心，重铸了灵魂，解决了“为何而战”的根本困惑。
· 大庾整编：再造组织，党指挥枪，巩固“组织的兵”
· 行动：在思想初步统一的基础上，部队在大庾进行了彻底的整编。将残存的部队合编为一个纵队，更关键的在于强化党的组织，建立党支部。不仅重新登记党、团员，更是将党支部普遍建立到连队，使之成为战斗堡垒。同时，抽调党员骨干到各连队任职，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直接领导。
· 破局关键：此举实现了从“党管干部”到“党管一切”的深化。它将党的组织网络像钢筋一样植入军队的肌体，确保了党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地直达基层每一个“神经末梢”。从此，士兵不再仅仅是追随某个军事长官，而是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中为共同理想而战。这是对“枪指挥党”的旧军队模式的根本性颠覆。
· 上堡整训：转变策略，扎根群众，锤炼“人民的兵”
· 行动：部队开赴崇义上堡，开展军事训练，并转变战略战术，从正规战开始向游击战转变。更为重要的是，部队开始分散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参与地方革命斗争。
· 破局关键：这使部队找到了力量的源泉。通过为群众谋利益，军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获得了兵员、给养的补充和可靠的情报网。军队不再是单纯的武装集团，而是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子弟兵”。这解决了军队的生存根基问题，实现了军事与政治的完美结合。
“稳兵难”的破局，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工作，将一支濒临瓦解的旧式军队，初步改造为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信仰坚定、联系群众的新型人民军队。这八百余人的火种，是经过政治熔炉千锤百炼的精华，他们携带的不仅是武器，更是全新的建军原则与组织密码
南昌起义的伟大，不仅在于其辉煌的起点，更在于其在挫折中涅槃重生，克服了艰难的“稳军难”，探索了政治建军的道路。
按原定计划，起义军胜利后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企图争取外援，重建根据地，再次北伐。然而，南下征途中，“稳军难”异常突出。
让我们翻开《札记》的描起：
两万起义军，从南昌向广东挺进，至1927年10月，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时，不足800人……
除南下作战牺牲外，90%人员是“逃跑”了……
南下广东的第二天，蔡挺锴就把第10师带到了蒋介石那里去了……
“稳军难”，是起义军南下广东碰到的第一大难题……
据史料记载，南下途中，逃亡现象激增，20军日均逃亡率达到10%；部队欠饷严重，士兵们生活困苦；思想也极为混乱，关于部队的去向，“返粤”或“上山”的争论不断。
据陈毅回忆文章记载：“行军至瑞金时，20军逃亡已达3000人；军需处长携带8000银元潜逃，士兵三天未领到口粮”。[10]
这样的困境随时可能导致部队的瓦解，如何稳定军心、巩固队伍成为摆在起义领导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特别是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在西进转战中，更面临着严峻的“稳兵难”问题……
师、团领导及营连干部大部也离队了……
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时，部队锐减至仅剩80余人，团级以上干部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三人，部队濒临瓦解的边缘。
如何稳住这支队伍，保留革命的火种，成为比打仗更艰巨的任务。
在革命火种即将熄灭的危急时刻，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力挽狂澜，进行了“赣南三顿”。
天心圩整顿中，朱德沉着地鼓舞士气：“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的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11]
这番讲话，如暗夜中的灯塔，指明了方向，重燃了希望。
随后进行的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则是对部队进行系统的、开创性的政治和军事改造。整编部队，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基层党的领导；整顿纪律，开展军事训练，并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这著名的“赣南三整”，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进行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几乎同时，异曲同工。
这些实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先河。它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军事技术，更在于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正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将一支濒临溃散的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听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
最终，这支八百人的钢铁火种，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中央红军的骨干和燎原的星火。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写道：“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2]′
书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南昌起义部队南征广东遭遇挫折后，部分意志不坚定者离去，甚至叛变，队伍陷入混乱。在这关键时期，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共产党人，为保留革命火种，以超凡的勇气和革命信念，历经重重困难，率部攀登井冈山的艰辛历程。
赣南三整，使起义军在逆境中催生三大制度创新：
朱德在安远整编时特别强调：“军事败退可以接受，党的领导权不能丧失。”
这种以组织建设保障军事存续的策略，为此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奠定实践基础。
赣南三顿，前后近二十天，直至上堡，起义军才真正稳住了脚，开创了政治建军新面貌。
粟裕曾在回忆中写道：“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基层的工作”，“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13]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与朱德并肩作战的老同志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常看到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他们肩扛动摇分子丢弃的步枪，一路行军，一路讲述革命真理，指引革命前景。”
书中以丰富的史料真实再现了这些历史场景，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艰难困苦，在忠诚与动摇的对比中，更显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信念。
三、 破解“征战难”：以血火教训开启新路，用战略转变奠基胜利
“征战难”，关乎道路与方向。起义军在南下途中遭遇的军事挫折，表面上是兵力、战术的失利，深层则是早期革命道路探索中战略方针的碰壁。破解此“难”，代价惨重，但其带来的战略觉醒，价值连城。
“征战难”，究竟难在何处？
1. 战略方向的“路径依赖”：起义之初，“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接受外援，举行二次北伐”的战略，本质上是对“城市中心论”这一共产国际主导的革命模式的复制。它幻想通过占领沿海中心城市，获取苏联援助，从而复制北伐的路径。这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实，忽视了敌人力量在城市的绝对强大。
2. 军事行动的“以短击长”：起义军以劳师远征的疲惫之师，去攻击敌人重兵布防、以逸待劳的沿海要地。在战术上，仍多采用正面攻坚、阵地对抗的正规战法，这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精良装备进行硬碰硬的较量，无异于“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充分暴露了起义军在军事指挥上的不成熟。
3. 生存根基的“无源之水”：长途奔袭，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部队成了流动的“武装工作队”，兵员、粮饷无法得到有效补充，伤员难以安置。军事行动一旦受挫，便进退失据，没有回旋余地，最终导致潮汕地区的彻底失败。
如何破解？——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割据”的战略涅槃
“征战难”的破解，并非源于某次会议的灵光一现，而是由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在失败的血泊中，凭借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与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一步步“走”出来的。
· 实践层面的战略转进：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没有机械地执行原定计划，或陷入绝望，而是果断率领余部向敌人统治薄弱的湘粤赣边界山区转移。
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他们放弃了攻打城市的执念，转向农村山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在转战过程中，部队开始尝试开展游击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发动群众，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早期实践。
· 理论层面的系统升华：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失败，连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放弃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共同为毛泽东系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最坚实、最惨痛也最宝贵的实践依据。毛泽东深刻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企图通过城市暴动迅速夺取全国政权是不可能的；必须将革命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进行长期的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建立红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 破局的终极形态：当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时，标志着“征战难”得到了历史性的破解。两支队伍的汇合，不仅是兵力的相加，更是正确战略思想与实践力量的融合。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宣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革命道路的诞生。南昌起义的“征战难”，以其巨大的牺牲，完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关键性“试错”，最终倒逼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战略转变。
南昌起义的伟大，体现在其以暂时的军事失利，换来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战略上的伟大转变，成功应对了“征战难”，开创了游击战先河。
《札记》详叙：
起义军在南下征战中，传统的北伐阵地战模式，在新的斗争环境中失效：
会昌战役遭受重创；
后勤保障也濒临崩溃，部队日需40吨粮，但士兵口粮仅200克，非战减员激增。
三河坝战役充分暴露了传统战法的局限：25师与钱大钧部激战三昼夜，虽歼敌3000，但自身伤亡900，弹药耗尽后被迫撤离。
粟裕在《战争回忆录》[14]中指出：“这种消耗战对弱小的起义军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
面对这样的困境，探索新的战略战术成为起义军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1927年10月17日的茂芝军事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朱德提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转向，标志着起义军开始摆脱传统战法的束缚，探索新的作战思路。
在武平山区，起义军以连排为单位开展麻雀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成功摆脱了追兵。这种战术创新在湘南暴动中进一步发展为“正规军－赤卫队协同、军事－土地革命联动”的苏区模式，为后来中央苏区的建立提供了蓝本。
茶陵整编是战略转轨的又一重要节点，起义余部在茶陵湖口整训时，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这标志着起义军从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
南下广东的挫折，以鲜血的代价宣告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不合时宜。但它并非徒劳的失败，而是一次伟大的“启蒙”。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彻底反思，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革命道路。
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湘南、赣南山区。在山区，他们不得不改变打法，开始尝试进行游击战争。朱德后来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原则，其最初的思想萌芽和实践，正是源于这一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伟大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走向成熟，在失败中开启军事战略转变。
朱德在总结我军战略转变时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逼上山，被逼开始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方向。”[15]
粟裕在回忆朱德上山打游击战的历史说：朱德曾说“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16]
朱德上山之路，创造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新故事，充满了一片意外的风景……
综上所述，破解“三难”，在绝境中破局，是南昌起义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它的伟大，是多重维度的：
在政治上，它以其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响了第一枪，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在建军上，它以其在逆境中的探索和创新，开创了政治建军的先河，锻造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人民军队骨干。
在战略上，它以其失利的教训，启蒙了战略转变，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实践参照。
正是这三大伟大贡献，使得南昌起义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其最初的军事目标，却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探索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其历史功绩和精神财富光耀千秋。8月1日因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永远提醒我们铭记那段烽火岁月，继承和发扬“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四、会师广场的回望：追寻何谓建军大业军魂
《札记》下篇，“会师广场回望”，叙述“朱毛井冈会师”的奇遇：
历史如此巧妙——
两支起义军开始，都遇到一个“决心难”的问题：
周恩来顶着冒犯莫斯科的政治压力，作出“还是干”的决策；毛泽东顶着“逃跑罪名”，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作出引兵上山的决策……
两支起义军，都是在遭受挫折后，演绎相同的“上山”故事……
两支起义队伍，都是采取“整顿”的方法，制止了溃散和逃跑……
《札记》详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事件：毛泽东和朱德，在晚年都讲述了一个“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信仰的故事……
《札记》以朱毛井冈山会师为轴心，将之锻造为人民军队建军史诗的筑基之笔，淬炼军魂内核的凝魂之墨，实为全卷最为精妙的神来之笔。
军魂的铸就，始于对“三难”的破局，成于对时代价值的超越。
《札记》中在生动叙述一个个历史故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笔者的观点：
坚定的信念、绝对的忠诚，是人民军队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革命家铸锻建军伟业的军魂。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秋收起义的暴动，再到井冈山会师的朱毛红军的壮大，一个个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故事，都昭示着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跟随党，才能赢得胜利”。
正如《札记》所言：“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回顾，而是通过分析和总结，对历史进行反思，探寻对当今的启迪和教益。”
《札记》不仅深情回望了那段充满艰辛与荣耀的岁月，更通过细致的历史叙述与深刻思考，激励我们坚定传承红色血脉的信念，筑牢人民军队永恒不变的军魂。
北京军区原政治部副主任马誉炜将军于2023年4月，以《八一枪声的回响》为题，撰写书评，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中提到：
阅读此书，“深化了对南昌起义这一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的理解，引发了关于人民军队‘起源与目标’、‘身份与宗旨’等问题的深度思考，接受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生动教育，更加坚定了听从党的号召、跟随党的步伐，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和信心。”
马将军文末写道：“读完《南昌起义史料札记》，掩卷沉思，深感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确实是一部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史诗。过去，我们取得胜利依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的是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今天，在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中，这一信念依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马誉炜将军在书评中还特别写道：
本书“所提问题都是当下广大读者关心关切且迫切需要史学者及时给予准确回答的问题，读了此书以后感到很解渴，针对性与说服力很强，有顿开茅塞之感。”
马将军的书评，正是作者为什么要写《札记》的初衷。
正如前面所言，写历史事件，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让我们从中得到启发。
希望有更多对南昌起义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翻阅此书，让我们一起，去品味那珍贵的精神食粮，感受八一先辈们的崇高精神风范。
书中以“朱毛红军”的壮大为例，论证了“跟党走”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代军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锚点，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书中指出：“历史研究不是复述过去，而是为今天点燃明灯。”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提醒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照亮前行的道路。
马誉炜将军书评，《解放军报》（2023.4）：
称《札记》“解渴且有顿开茅塞之感”，精准回应了“人民军队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时代之问。
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贯通性：“过去靠党的领导走向胜利，今天更需将‘听党指挥’融入强军血脉。”
本书通过鲜活细节（如朱德扛枪行军、周恩来低调谦逊），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苦难辉煌”，激发对红色基因的情感共鸣。
书中“信念—挫折—新生”的叙事逻辑，为青年一代提供了逆境奋斗的精神范本，激励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坚守信念，勇往直前。
《札记》不仅是一部史学研究著作，更是一部充满热血与思考的精神宣言。它用翔实的史料颂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风貌：
敢为人先的创新胆略：
共产党人自主独立的决策智慧，构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核心要素。在历史的洪流中，无数共产党员以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和非凡的智慧，驾驭革命的巨轮乘风破浪。他们不依赖外力，而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内现实的精准掌握，制订出切合我国国情的革命战略。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中共在南昌起义中吹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号角，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迈出了土地革命的关键步伐；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这正是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决策智慧的杰出体现。
不屈不挠信仰的力量：
在最为幽暗的时光里，信仰力量唯有不渝的信仰才能引领队伍突破困境；面临如暴风骤雨般的挑战与逆境，信仰便如永恒的灯塔，照亮迷航者返航的方向。它宛如历史上众多英雄人物的刚毅决心，他们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从不退缩，而是紧握心中的信仰，宛如握住生命之索，终能跨越重重险阻。朱德、陈毅领导起义军余部，踏上井冈山的征程，正是这种信仰光芒的辉煌写照。
听党指挥的不朽军魂：
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听党指挥”这一根本原则，既是强军兴军的核心密码，亦是我军光荣传统与独特优势的集中彰显。自建军之始，我军便将党的绝对领导视为至高准则，确保了军队的本质与航向。在历史的洪流中，无数革命先烈以热血与生命铸就了听党指挥的不朽铁律，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赋予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与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又要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全球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在此进程中，“听党指挥”的原则愈发显得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敏锐与坚定，确保军队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为人民军队的坚强柱石。
我们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的指挥调度。
终章：强军宣言
当歼-20的尾焰如同蘸满朱砂的毛笔划过暗青色天幕，那抹纯度高达 FF3030 的八一红在空中拖曳出长达数公里的炽热轨迹，宛如1927年南昌城头第一声枪响，迸发的火星穿越九十八载时空，在数字时代的云端点燃新的战旗。
这只现代化铁翼神鹰背负的不仅是矢量发动机的澎湃动力，更承载着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将军砸碎怀表的清脆回响——那定格在历史星盘上的决绝时刻，将“听党指挥”的红色基因编码进入每个铆钉的微观结构。
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揭示永恒真理：在最简陋的汉阳造步枪与最先进的涡扇-15发动机之间，在最原始的壕堑肉搏与最前沿的量子雷达较量之间，维系人民军队灵魂本色的从不是技术代差，而是熔铸在血脉里的忠诚密码。当数字化战场的光电迷雾遮蔽视线，当认知域对抗的算法黑白混淆敌我，正是源于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传统，如同北斗导航的原子钟般在复杂电磁环境中保持绝对方向。从南昌城头弹痕累累的青砖到文昌发射场高耸入云的塔架，从平型关隘的淬火刺刀到福建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轨，人民军队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时空跨度，验证着克劳塞维茨都未曾参透的战争哲学——真正的战斗力倍增器不在技术参数表，而在理想信念的坚度。
这种精神伟力在历史烽烟中反复淬炼成型：抗日战场上，“狼牙山五壮士”纵身跃崖时的腰际还别着打光子弹的“单打一”步枪；朝鲜战场长津湖畔，保持着战斗姿态的冰雕连战士口袋中藏着半块冻硬的炒面；汶川抗震的15勇士在5000米高空盲跳时，携行具里除了救援装备还有党章。这些看似矛盾的组合揭示着永恒定律：就像北斗卫星的原子钟需要定期校准格林尼治时间，革命军人的精神世界永远以党的旗帜为坐标系原点。今日辽宁舰歼-15战机呼啸升空的尾流中，依然跃动着黄洋界保卫战时赤卫队员火把传递的光谱；当新型两栖战车抢滩登陆的浪花与1949年渡江战役的木船激起的涟漪共振，印证着克敌制胜的终极密码从未改变。
在百年变局的时空坐标中，八一军魂正以革命性形态实现代际跃升：第80集团军某旅将全息成像嵌入刺杀训练，数字化身精准复原贺龙“护刀”经典；战略支援部队工程师的量子终端旁，南泥湾垦殖时代的镢头模型诠释“微雕精神”；某合成旅智慧食堂的人脸识别系统，“信仰DNA”算法为党史竞赛优胜者解锁“延安套餐”。这些充满时代辩证法的场景印证：如同歼-20隐身涂层的亚微米级复合材料结构，强军征程的宏伟蓝图更需要厘米级的精神量子重塑。
从南昌起义军绑腿沾露到空间站机械臂承霜，从三湾改编的序列整编到智能云脑的体系重构，这支军队始终以“拓扑绝缘”的智慧守护精神内核。当电磁发射装置的冷光与赤水河火把辉映，当量子纠缠现象与枣园油灯共振，穿透歼-20全景座舱显示屏的，始终是那一不衰减的政治光谱：“思想激波催生战力跃迁，精神晶格铸就强军基石”。
参考文献（简列核心文献）
1.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编《南昌起义》， 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
2. 金一南.《苦难辉煌》。 作家出版社，2017年。
3. 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4.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5. 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者系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南昌军分区原司令员，江西红色文化研究会原第一副会长、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
[1] 萧克编《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2] 《求是》杂志，2022年第15期。
[3]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128页。
[4]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2页。
[5] 中共党火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62页。
[6]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3页。
[7]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128页。
[8]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3页。
[9] 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2014年版，第234页。
[1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关于南昌起义》，第319页。
[11] 江西人民出版社，《亲历南昌起义》，2007年版，第312页至313页。
[12]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175页。
[13] 中共党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453页。
[14]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5] 中共党史出版社，《芶昌起义》，1987年版，第164页。
[16] 中共党史出版社，《南昌起义》1987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