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可以说，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经共产国际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大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最早的结合就是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在这个策略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深入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我们党又以维护和坚持统一战线为目的发动了南昌起义，并加深了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走向胜利提供了基本准备

1.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提供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这个决议改变了我们党在一大时提出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又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因此，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就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并认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一大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形成新三民主义，并且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的原则，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联盟，其本身就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924年5月，中央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又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对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到1925年，中共四大决议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为了从理论上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若干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策略思想；关于放手发动、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的策略思想；关于在农村中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之阶级路线的策略思想；关于建立农民政权以强化工农联盟的策略思想；关于武装农民以加强党在统一战线的斗争能力的策略思想等等。这些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现状、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2.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提供了群众基础。

       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参加到这个革命中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后，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国革命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庞大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深入人心，国民革命获得了来自全国各界进步团体、组织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南昌起义之初，在南昌汇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些国内著名的民主人士，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如，杰出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姜济寰，南昌起义爆发时，他是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他的身份对南昌起义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周恩来指示徐特立和林伯渠利用旧友关系去做姜济寰的统战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积极争取下，他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参加了南昌起义，进一步改变了南昌城内的敌我态势，很好地掩护了起义部队，在起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各地工农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积极响应和支持了国民革命，为南昌起义的爆发赢得了广大工农和学生的民心民意。在许多地区，工人建立了武装纠察队维护革命活动成果。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在南昌，工农运动亦是蓬勃发展，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涌现了一大批像赵醒侬、方志敏等一样的革命青年。南昌起义前夕，参加起义的部队从九江开赴南昌途经涂家埠大桥时就获得了铁路工人的关键帮助。当时，因敌人抢先破坏了这座大桥，起义部队极有可能不能按时赶到南昌，当地铁路工人得知起义军要赶往南昌便连夜抢修铁路桥，使得起义军顺利抵达南昌。

3.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提供了人才保证。

       随着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发展，国民革命深入人心。虽然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但是，国民党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左派及其下层党员，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拥护新三民主义的。因此，当面临大革命失败，国民革命向何处去的时候，这些国民党左派及其下层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加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有力地促成了南昌起义在南昌的胜利。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就是贺龙和朱德。

       贺龙在南昌起义前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对象，为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仅有两个师，只有依靠统一战线团结和争取其他军事力量才能确保武装起义的胜利。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下辖3个师约7500人。早在1926年7月，周恩来就派周逸群到贺龙部队工作，对贺龙及其部队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7月初，周恩来又亲自拜访贺龙，向他分析和讲述革命形势，希望他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南昌起义前夕，贺龙就表态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至此，我们党获得了一位日后坚定拥护革命拥护共产主义的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胜利。

      朱德在南昌起义前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执行者，为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保留革命火种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南昌，转到当时正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即原驻粤滇军，后改为第五方面军）工作。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军长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等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情很深，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朱德充分借助其在滇军中的声望与同学旧谊，巧妙开展统战工作，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南昌起义的爆发、南下和余部走上井冈山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南昌起义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走向自觉提供了实践基础

1.南昌起义第一次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早在1926年，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但是，由于历史和一些客观原因，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中央一直都不是很重视武装斗争。1927年4月和7月，当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当时的中共中央仍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不仅对建立直接领导的军事武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还进一步自行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武装。

      据后来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反动派屠杀的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共产党员数量也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不足1万人。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在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7月下旬，临时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重新进行新的北伐。随后，临时中共中央指派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

      192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这一决议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它表明了那个转折时期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也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这个时候的统一战线与以往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

2.南昌起义从实践中认识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

      早在中共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如果说，早期中国共产党是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失败基础上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话，那么早期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认识到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则是在南昌起义中。南昌起义爆发时，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并不足够强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起义之初举起的仍然是国民革命的旗帜，仍然把国民党的左派及其下层党员作为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仍然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仍然拥护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在暴动于南昌城取得胜利之后，前委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并于1927年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南昌起义此时虽然仍然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但是，事实上，掌握武装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时，虽然仍然沿用国民党的旗帜，并以此继续号召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革命，但是，它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统一战线策略有了质的转变。这个时候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不仅开启了武装斗争的新形式，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所独立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开始。

3.南昌起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转变。

       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任务，联合了社会各阶级力量的联盟。而南昌起义时实行的统一战线策略特点则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领导原则，团结尽可能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革命。在决定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起义的领导人都明确提出以土地革命为政治纲领和主要口号。如起义前夕，李立三等在考虑立即实施武装起义时即提出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和“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又如，中共中央在决定起义时，也明确提出应“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起义战斗胜利后，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以及《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都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农工委员会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进行了多次认真讨论，提出并几次修改了《农民解放条例》，并对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南昌起义的全过程来看，其没有能够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本身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和政策的不足，而在于起义后没有采取就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没有充分地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周恩来在谈到关于南昌起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随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局限性，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开始探索并过渡到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实践

1.南昌起义在南昌的迅速取胜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这是南昌起义在南昌能够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如，在起义准备阶段，中共中央在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接应中国共产党同志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而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兵力不足2万人，部队主官由中共党员担任且掌握的兵力仅1万余人，而反革命环赣兵力达10余万人。为改变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以争取起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对贺龙的联合，而且还极力争取拉拢张发奎，至少不使其成为起义军的敌对军事势力。虽然最后张发奎并没有站到起义军一边，但是至少为南昌起义争取了时间，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南昌起义在南昌的迅速取胜的。

2.南昌起义的人才保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南昌起义队伍中走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一大批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各行各业的著名人士。例如，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等6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大将中有粟裕、陈赓、许光达等3位；上将中有周士第、萧克、杨至成、赵尔陆等4位；中将中有赵镕等7位，少将中有王云霖等6位。这些开国将帅和元勋们都在南昌起义中得到过革命锻炼和战火洗礼。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杰出代表人物，如郭沫若、范长江、陈文贵等著名文人和专家学者，甚至还有苏联、越南和朝鲜的一些革命人士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另外，南昌起义在潮汕失利后，领导人分散转移，部队分头突围，这些都或多或少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3.南昌起义的实力保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南昌起义余部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一起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遭遇巨大挫折后，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在董朗等率领下，进入海陆丰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坚持斗争；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的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艰苦转战于粤、闽、赣、湘边界。尤其是朱德、陈毅所率部队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面临物资奇缺，没有补给、缺医少药等严重情况。那个时候，朱德、陈毅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权和独立军事指挥权的前提下，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朱德所部改称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

      事实上，与范石生部的合作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必然结果。因为早在南昌起义前，驻扎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就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早在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他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另外，范石生与朱德亦是旧友关系，更加方便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与范石生部合作的时间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补给和休整，这是南昌起义余部实力得以保存的重要一步，也是南昌起义时开始实行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的一次成功实践。

      南昌起义前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了诸多努力，采取了包括发动南昌起义在内的一切办法，虽然最终没能挽救分崩离析的革命同盟，但是，却争取到了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向广大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最可贵的是，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明白了掌握革命领导权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懂得了广大工农群众才是统一战线最坚实的基础，实践了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新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虽然南昌起义时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也有着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它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自觉扛起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大旗，并最终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供稿：许卫华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 副会长）

（刘俊燕系中共南昌市委党校讲师；刘海系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一处二级调研员）

（南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策划、南昌市史志办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