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周根保  编著

 

 

 

 

 

 

 

 

 

 

 

 

《八一精神论坛》编辑部

 

 

目录

 

主题篇：信仰的力量

 

写在前面的话07

上篇：追寻毛泽东之路，始知什么是信仰的力量15

中篇：回望南昌起义的历史，方晓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43

下篇：看看信仰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如何熠熠生辉71

 

附  录

 

附录1  朱毛井冈会师启示录115

附录2  井冈山的道路154

 

后记169

 

 

写在前面的话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这几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

可是，什么叫信仰？为什么说信仰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明白。

 

几年前，笔者读了《为什么是毛泽东》一书，对革命人生信仰的内涵，似乎有了些明白……

今年，防新冠肺炎，“宅”在家里两、三个月，无所事事，笔者把自己编著的有关南昌起义的几本文稿进行了疏理，重新编著了《八一枪声的回荡》一书，似乎使笔者进一步懂得了：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愈挫愈强，就是因为能坚守初心，心中怀有崇高的信仰。

 

近五年，笔者编著了《周恩来：中共打响笫一枪的领导人》、《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贺龙》、《叶挺在南昌起义中》、《朱德：改变南昌起义命运的人》、《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二三事”》等五本书。

 

通过学习南昌起义领导人的英雄事迹，似乎使笔者对习总书记关于信仰重大意义的论述——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有了深入的理解。

 

笔者不是学者，无力从理论上说清信仰这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本文只能就上面提到的——

 

“一本书”——《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个事件”——南昌起义的发动；

“一代英豪”——忠诚信仰的楷模。

      

说说自己对信仰的力量，几点粗浅认识：

 

 

 

上篇

追寻毛泽东之路，

始知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西方人信仰的是上帝；共产党人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

但什么叫“信仰”？许多文化人，就此作过多种注释。笔者感到，这些话，对普通老百姓，说了等于没说。

 

笔者认为，信仰的内涵，其实只能领会，只能体验，很难用语言表述得清楚。

笔者几年前，细读青年作家任志刚著作的《为什么是毛泽东》，对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似乎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毛泽东主导的中国历史诸多事件中，疏理了一条主线——“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他一生没有改变的信仰和目标。

 

一个师范生，怎么能实现这样宏大的目标？

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进取欲望？

 

这永远是关注毛泽东的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

这本书，说的就是这个“伟大的课题”。因此，笔者称：

 

这是一部对信仰的力量诠释的书。

 

时至今日，民间、官方机构对毛泽东的研究，从未停止。人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由韶山山沟里走出的中专生，成长为伟人毛主席？

有一天，青年作家任志刚，从天安门新华门前经过，看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标语，激发了他探究毛泽东成功之道的兴趣，他花了几年时间，创作了《为什么是毛泽东》一书，因涉及“重大题材”，迟迟不能正式出版，他自费印刷了2千册，到处赠送，终于被“明白人”发现了，2013年6月，光明日报社正式出版，至2014年4月，竟印刷了12次……

（2019年，还被推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荐读物。）

 

书中以详实的事例，展示了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下面简摘书中片段：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

八岁的毛泽东，在私塾开始了学习之旅。

十四到十五岁，毛泽东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

1910年秋，毛泽东16岁了，他决定离开韶山，临行前，他改了一首诗，夹在父亲帐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走出了乡关，这是毛泽东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17岁，他在湘东东山小学读书。

18岁的毛泽东，在省城长沙读书时，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创办的《民主报》，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深受鼓励。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决裂，他立即带头剪掉了辫子，这一行为似乎是他一生的缩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呼唤着在中学读书的毛泽东，他投笔从戎，到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兵。几个月后，溥仪宣布退位，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目的已实现，又回到学校。

两年多潜心学习之后，毛泽东开始投身社会活动：

他的社会活动第一成果，是驱逐了自己的校长张干:张干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校长，但为了贯彻上级多收学费的指示，与学生顶了牛，毛泽东亲拟《驱张宣言》，张干气恼至极，坚决要“挂牌开除”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老师，以罢教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后来，张干离开了一师。创造了学生“开除”校长的奇迹。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瑜、何叔衡、萧三、罗章龙、李维汉、周世剑等十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9年，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主编，撰写了“创刊宣言”。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却带给了毛泽东许多追随者，连胡适也说了一声好。

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阶段。

他以自己的天分和刻苦，打下了博学的底子，在他周边集聚了蔡和森、何叔衡等优秀人物，建立了自己的团队，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信仰。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

毛泽东和何叔衡将新民学会学友引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新民学会，后来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蔡和森等十几人都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当年，毛泽东就认为，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40年，就能统一中国。

28年后，这一预言变成了事实。

毛泽东25岁，从中专毕业了。

1918年8月15日，他和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

经老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由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在北京，他起初住在杨昌济先生家中，很快，他和杨老师女儿杨开慧相恋了……

1919年，因母亲病危，毛泽东回湖南。

毛泽东从走出乡关到求学，到投笔从戎，再到退学自学，他一直试图走自己的路……  

这年冬天，27岁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

1921年6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时，摆在20世纪初中共面前，问题多多，但问题到底是什么？怎么解决？

毛泽东一生，最显著特点：深入社会调查。

1917年暑假，他同萧瑜，没带分文，历时一个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五个县，写了许多笔记。

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经历四县，游历了半个多月。

后来，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调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深入的社会调查，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产生了不可能在书本里找到的答案——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成为后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后来人们熟知的“枪杆子出政权”的重要论断；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

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之前，毛泽东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但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受中央委派，到湖南指导农民运动。

受湖南省委指派，他赶到安源，开始集合他的力量；在安源做好安排后，前往铜鼓，在途中被民团抓住，据说靠行贿，更主要靠着逃跑，毛泽东躲过了一劫。

1927年9月9日，他发出命令，形成三路推进的态势，率领秋收起义军进攻长沙……他第一次成了军队的指挥者。

秋收起义军，在强大敌人反击下，很快败退下来……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求实求真：

9月19日，他在文家市作出放弃进攻长沙的决定，冒着“逃跑”的罪名，带着残兵败将，向敌人薄弱的南方萍乡方向转移……

一气“跑”到永新县三湾，做出了终生重大决策——“三湾改编”。

 

提出了著名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建军原则。

 

毛泽东在三湾一块空场地上，向他的残兵败将们发表如此演讲: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这个讲话，大大鼓励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残兵败将……

在撤退江西途中，毛泽东得知井冈山可以落脚，他顶着压力，率领剩下不足千人的队伍，于1927年10月7日，在井冈山的茨坪安了家。开始了上山打游击生活。

 

（晚年，毛泽东在与外宾交谈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到二十几岁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我开始搞些城市的工人运动，搞农民运动，此外搞些学生运动，搞些跟国民党合作的运动，就是没有准备打仗。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法，只好上山，……）

 

此时，井冈山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已化作了一种精神、一条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革命的道路。

此后，中国革命史上，演义的朱毛红军、五次反“围剿"、苏区建设，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毛泽东始终是其中的中心人物。

在这近二十八年漫长的岁月里，毛泽东的党权、军权，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但他从不气馁，他坚信：

上山就是开始，建军就是落实，土改就是试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他的探索，有了结果，他坚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自信：他的道路，是一定能够走得通的……

在中国革命的前十四年中，在共产国际的干扰下，毛泽东不仅丢了党权，连他自己创建的红军指挥权，也丢失了，……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高层领导们，重新选择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力量源泉一直在基层。

1935年1月15日，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这个权力，是从井冈山开始，整个过程虽然有过断续，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毛泽东手里。

朱德和周恩来，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地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坚定地选择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他们没有再动摇，一直到三位伟人，同一年去世……

 

青年作家任志强，纵观全局，认为：

 

毛泽东的成功，尽管有种种说不明的原由，但最基本的，只有一条：毛泽东终生，怀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与信仰。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在1921年年初，为他创办的新民学会确定的目标，从那天起，他就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着。终其一生，坚守不变。

 

毛泽东自己，在他逝世前，揭示了这个秘密：

 

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极少用“失败”两字，然而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的奔向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都还记得那些话。”[1]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仰的伟大力量，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仰的精神支撑。

老一辈革命前辈，闹革命，打天下的最初心愿是什么？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叫: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

为了追寻和坚守这个信仰，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

解放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坦陈当年面对国民党的屠杀，上山打游击的初衷。他说：

 

“我是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

毛泽东讲述的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毛泽东伟大一生的缩影，正是毛泽东对自己坚定信仰的生动诠释。

 

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笔者是一个在部队工作近四十年的退休老人，深感习总书记倡导的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深远意义。

“不忘初心”的主题教育，其实就是理想信仰教育。今年全国抗新冠肺炎的实践，生动地检验了这一教育成果。

笔者在部队当团长时，曾听到老军长田世兴讲过一句终生难忘的话：

 

“楼上的龙头不关，休想把楼下的水擦干。”

 

他讲的是部队基层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何等形象！何等生动！

今天，如何使新的一代，读懂前辈的初心，让共产党人的信仰的明灯，永远在心中闪亮？

笔者认为，十分需要用鲜活的史料，包括惊心动魄的军史党史，来展示老一辈的初心，展示共产党人的信仰。

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就是对中共初心和信仰的生动诠释。

 

 

中篇

回望南昌起义的历史，

方晓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

史学界列举了许许多多原由:

有的说，是苏共的资助，这是对中共历史的曲解；

有的说，是蒋介石愚蠢，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

有的说，是日本人的帮助，这是一种无知；

有的说，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应该说这是正确答案之一；

……

 

笔者是专门研究南昌起义学会的负责人，从阅读南昌起义史料中，深深感到：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她能以一贯之，坚守自己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最高理想。

坚守信仰，不忘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不竭动力。

八一南昌起义的发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南昌起义，不仅是一次武装暴动，更是共产党人一次信仰的洗礼。

笔者从阅读南昌起义史料中，深深感到：

南昌起义，是一部无言大书，它不仅使读者对前辈腾生敬意，更是对读者一次信仰的洗礼，血性的提升，斗志的催生，动力的激励。

 

南昌起义的史实告诉我们：追寻和坚守信仰，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

历史表明，南昌起义，是在白色恐怖蔓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自己的同志……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候。

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面对凶恶的敌人，勇敢地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武装粉碎敌人的屠杀和进攻……

据南昌起义研究先行者张侠考证:

 

1927年7月12日，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进行了改组，周恩来等主张武装斗争的领导者走上了核心领导地位；

7月13日，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与张国焘、瞿秋白等酝酿武装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等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暴动；

7月18日，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决定南昌起义，并决定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18日晚，周恩来指定聂荣臻等三人，组成军委前委，前往九江，向部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决定，部队开始了起义准备；

7月19日，朱德受领先行任务，秘密返回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九江碰头会，为南昌起义提出新的建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叶、贺部队到达南昌；

同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晚召开第一次前敌委员会，确定了起义相关事宜，决定把暴动时间从28日推迟到30日；

7月28日，周恩来拜会贺龙，并宣布贺龙为起义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3]

至7月29日，各方力量已云集南昌，起义计划只剩最后一笔……[4]

正当起义准备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中央委员会秘密举行会议，新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报告的复信：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5]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都会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令，张国焘于7月30日赶到南昌，立即在前委紧急扩大会上，报告了26日中央会议情况。

据李立三后来向中央报告看，张国焘应该是准确表达了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永远无法最后定论的问题。）

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意图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周恩来突然忍无可忍，愤怒地吼道：

 

“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议。”

 

虽然周恩来的怒火当时是冲着张国焘来的，但谁都知道，这实际上是积累了几个月压抑情绪的总爆发。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我们要行动，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后来，他告诉别人，拍桌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6]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联共中央指示的认识。联共意图是要停止这一暴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们，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实际，认为起义成功大有希望，抵制了联共的错误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存，勇敢迈出了第一步。

 

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发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周恩来则是坚持把发动起义和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分别开来。不能因为做张发奎的统战工作，而停止起义。

 

南昌起义前夕，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以要叶挺、贺龙参加庐山军事会议为由，相机削去其兵权。其时叶挺、贺龙只要稍微留恋优裕的生活，要么接受张发奎的命令东进参加军阀混战，要么就上庐山交出兵权。但此时叶挺、贺龙对国民党的叛变气愤不已，对局势恶化保持清醒的头脑，早已大局在胸，作好了起义的心理准备。

在7月25日，在九江甘棠湖“小划子会议”中，叶剑英、叶挺、贺龙一致商定：

不上庐山；不去德安；立即把部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参加起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7月31日晚，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人入睡——尽管他们无心想象未来，他们只知道今晚有行动。

夜，12时过后，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

到8月1日清晨，枪声逐渐稀落，经4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经刘伯承合算，城内敌人全部肃清，歼敌了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这一枪开始，中国人民走上了与敌血战的二十二年的艰苦历程。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共产党人对理想和信仰的追寻和坚守，是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也是激励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的强大动力。

 

在南昌起义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从共产党人的重任和担当，揭示了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初衷。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总书记从党的初心，共产党人的使命，阐述了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令人醍醐灌顶。

南昌起义的史实说明：批判武装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共从血的教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当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的初心！

习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南昌起义，是中共政治上一次重大觉醒，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自觉！是共产党人践行理想信仰的政治担当。

 

人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当初中国共产党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他却不以为然，把支援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国民党……

史实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

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共产国际还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迎来工农革命热潮的迅速高涨……

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却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也是不辩的事实。

正如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指出：

 

联共“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

 

贺晓明的话不无道理。

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中央占了上风。”

 

2011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的导航下误入歧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此时，蒋介石、李济琛、冯玉祥、唐生智，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杀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

中国革命，在莫斯科遥控指挥下，一步步陷入绝境……

面对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退却，没有沉默，而是挺起胸来，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开创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的首创——

南昌城头，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有的史学家称：这是中共历史上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

有的学者称：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军事暴动，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

史实再次表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革命道路，要求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南昌起义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起义领导人在主力遭到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

朱德、贺龙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了湘南和湘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在今后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

 

南昌起义的发动，庄重地表明：南昌起义是中共早期组织领导诸多武装起义中，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英雄壮举；南昌起义的英雄事迹，是展示共产党人追寻理想，忠诚信仰，坚守初心的生动注释。

 

 

下篇

看看信仰的力量，

在他们身上如何熠生辉

 

有人曾经惊叹：中国共产党当时才有几百个党员；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起义军也所剩无几。短短二十八年，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仰的伟大力量！

 

 

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红色沉淀。革命前辈那可歌可泣英雄壮举，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信仰的伟大力量！

这里，仅举几例——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核心，是坚守信仰、听党指挥的杰出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革命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书记。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是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5月下旬，他由上海秘密到达武汉，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接着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名字，和革命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武装斗争的思想，推动他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屠杀的血泊中惊醒：

 

“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有一批坚定信仰的追随者，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就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博斗危急严重关头，周恩来临危受命——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同志不畏艰险，身穿朴素的中山装，手提着一个黑色皮包，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周恩来等革命前辈，不顾个人安危，抛去高官厚禄，为了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信仰，听从党的安排，义无反顾参加南昌起义……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委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10月初，当我军主力正在汤坑一线与敌人激战时，周恩来因病留守汕头，当敌军一部从海上发起进攻时，城内守军不足一个团，周恩来抱病指挥，之后，他从敌人误以为汕头已被攻占而打来的联络电话中，得知敌陆军进攻主力已逼近汕头，在危急中，他紧急组织留守机关领导和机关干部连夜转移，自己带病坚守断后，把安全让给了同志。

197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一南昌起义》一书，以“继续奋战在党的旌帜下”为题，对南征主力失败后的流沙会议，有一段生动描述：

在汤坑战斗中，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队伍决定向海陆方向转移。在普宁县流沙附近的一座小庙里。起义军领导同志都集中在这里开会。此时，周恩来同志正患着疟疾，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身子更瘦弱了，但他的一双眼睛仍炯炯发光。

会议主要由周恩来同志作报告。他用激动的声音，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强调指出：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

 

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创造了在敌人四面包围中撤退的，起义领导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材，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改写……

永远奋斗在党的红旗下，周恩来是带头践行者，连张国焘在后来他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都难以抹煞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往。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周恩来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乘船离开了广东。

很快，周恩来又回到了中央领导核心层。

南昌起义时，贺龙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跟党走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3日，当谭平山把南昌暴动决定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表示：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贺龙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为的是什么呢？

1938年，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问贺龙：

 

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击了蒋介石。

1982年8月12日，彭真接见《贺龙军长》剧组时，揭示了贺龙走上革命道路的秘史：

 

“贺龙同志在北伐战争前当过旅长、师长，当过镇守使，后来为什么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些人强调了贺老总出身贫苦。我认为不光是出身苦。出身苦仅是一个条件。许多出身不好为什么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出身苦的人为什么却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贺龙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仅是出身苦和性格，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9年1月17日，贺龙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陪同参观的同志请他谈一下来南昌参加起义的经过。贺龙点着已熄灭的雪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平静地说：

 

“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到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可理解共产党人“闹革命”的初心。

对贺龙何以参加南昌起义，还有一种人不懂——

“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主持的“专案组”，要贺龙交代：

 

“南昌起义你是怎样投机革命的？”

……

 

“文化大革命”，贺龙被关押在西山，薛明问他：

 

你为党为革命做出这么大贡献，晚年却遭到迫害，你后悔不后悔？

 

贺龙回答：

 

“不后悔。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不就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吗？”[7]

 

徐特立是在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时申请入党的，在年过50的时候，仍赶来南昌参加起义。1966年，他已90高龄，来八一纪念馆参观时，他站在一楼会议大厅的楼梯旁，回忆起起义时遇见贺龙的一次谈话。他当时问贺龙：

 

“马上要起义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

 

“干革命就不怕失败，只要下定决心，失败了，我还要干，一直干到革命胜利为止。”

 

徐老说：

 

“贺龙的这次谈话，我印象很深，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8]

 

195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元帅军衔授衔议式后，陈毅元帅对贺龙元帅开玩笑说：

 

“元帅阁下，当初您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当元帅？”[9]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是威振四方的军长了，何以参加南昌起义？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介绍，贺龙曾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叶剑英、郭沫若、徐特立、方志敏、聂荣臻等人，他们当年都是身居要职，高官厚禄，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时刻，勇敢站出来，听党指挥，义无反顾来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为的是什么呢？

曾为南昌起义作过特殊贡献的叶剑英，解放后，曾对采访人谈过当时的心情：

 

“宁汉分家后，……究竟跟着谁走？……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

 

叶剑英定下决心后，立即通电全国反蒋。原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连头都没抬，他根本不相信……

 

陈赓的人生传奇，更是革命前辈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生动缩影：他的家庭富裕，但当时社会黑暗，国家内忧外患，陈赓从小立志革命，他1922年入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黄埔军校时，在一次战斗中，把蒋介石背下火线，救了蒋介石的命。如果他投靠蒋介石，飞黄腾达肯定不成问题，但为了坚守初心，他选择了反蒋的革命道路。

1927年7月27日，他随周恩来从武汉来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坚持带病随队行动……1932年，他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不意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陈赓始终不屈

劝降那一天，穿着破烂衣衫的陈赓，被押进一间华丽客厅后，蒋介石一面喊着他的名字一面走进来，陈赓冷冷地看着他坐在沙发上未动。蒋介石说:

 

“你是校长的好学生，黄埔的杰出学生。你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校长从来对学生都是爱护的，一向宽大的，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立即回答: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原谅。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面对陈赓顶撞，蒋介石仍表示:“只要过来，一切好办，愿意带兵，可以随便挑一个师。”陈赓置之不理。

蒋介石无计可施，最后遂将陈赓放出监狱，陈赓最后转道中央苏区。成为从南昌起义走出的一名开国大将。

邓小平晚年对小女儿谈及此事说：

 

“蒋介石抓住了陈赓，后念及陈赓救过他的命，就把陈赓放了。蒋介石放陈赓的时候，在南昌有人说:欢迎你再来。陈赓说:再来，我就带十万部队来！”

 

1949年5月22日，陈赓率第4兵团第13军37师解放了南昌。陈赓在日记中写下了感受: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至:第一次1927年，蒋介石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笫三次。这次是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

 

这简短日记，闪耀的是陈赓坚守信仰之光！陈赓四进南昌表明:他心中怀有崇高的信仰，是信仰的力量使他无惧于任何强敌。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名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叶挺英年早逝，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史学界对叶挺宣传的文章极少，特别是他在南昌起义关键时刻，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党史界宣传更是少之又少……

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与这支部队息息相关，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决非轻而易举。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当时实际情况是，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

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具有将军军衔，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然而，在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毅然放弃这一切，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

 

“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

 

此时张发奎还认为叶挺会念旧，他曾对劝他应约束和防备叶挺的国民党将领颇为自信地夸口：

 

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这话也不无道理，叶挺与张发奎，是同乡、同庚，又是同学、同事。1912年他们同时考上黄埔长洲岛的广东陆军小学，同编在一个班，1914年又同时考进武昌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同窗两年。1919年叶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翌年张发奎也投奔粤军，1921年他们分别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第三营营长。1924年，叶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叶挺回国，同年11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12师副师长的张发奎，推荐叶挺任第12师第34团团长，1926年1月，34团改为独立团。张发奎从第4军长提拔到第2方面军司令，叶挺也从第25师副师长，升任第24师长……张发奎和叶挺，从军队职务看，一直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叶挺的部队，一直是张发奎最信任的部队。

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叶挺的态度极为重要。在私情与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舍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南昌起义时，朱德己经41岁了，他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当他36岁，己经当上滇軍少将旅长，金钱地位垂手可得。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就毅然抛弃这一切，辞职离家，寻找共产党。当时孙中山邀请他重返滇军带兵，并答应给10大洋作费用，他不为所动；找到陈独秀，认为他是军阀官僚，把他拒之门外。但他仍没灰心决远渡海外。在德国，他遇到周恩来，他对共产党信仰的执着，感动了周恩来，终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赴苏联学习，直到1926年回国。

因为朱培德的关系，朱德于1927年1月到南昌朱培德的军官教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同年6月，被朱培德“礼送出境”，来到武汉。

因为他对南昌情况，了如掌指，党才指示他作为起义先行，秘密潜回南昌。开始作起义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照中央指示，南下广东，朱德率先遗队，一直是起义军开路先锋……

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是如何力挽狂澜、战胜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力，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

1927年9月19日，朱德指挥第九军教导团和第25师2500人，驻守三河坝。10月3日至6日，与来袭之敌钱大钧部2万余人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饶平，拟与主力会合，当得知潮汕主力失败消息，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实际上是散伙）等待时机、等待上级指示。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乐观、自信，也是自我鼓励、自我激励，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星星之火，应是最易扑灭、浇熄。

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10]

 

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茂芝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也是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朱德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开始转移……

朱德在后来回忆说：

 

“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11]

 

思路转变了，路子就宽了。朱德在西征半年转战中，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部队开始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装备、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来，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大多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梨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任演习对抗连长，给学员讲述如何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朱德率领起义军北上西进，历时半年之久的转战，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朱德在争论中曾说：

 

“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12]

 

朱德朴实无华的心声，展示了他当年的“初心”，可以说，这也是朱德一生革命历程最为准确的注解。

史沫特莱还在《伟大的道理》写道：

 

“到赣西的信丰附近，在这里，朱德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解决与失败主义者问题。他指出，这些人应该对部队的军心涣散和绝对情绪，对逃兵现象，对某些队伍的抢劫事件负责。

朱将军用坚决的语气提出，凡是愿意离队的，必须即刻离队。他的意见立即被某些人接受，而且见诸行动。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

就是在十年后的1937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其他人也络绎走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朱德眼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走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他的心。”[13]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叛变了。师长、三个团长与师党代表先后离队而去……[14]

眼看部队就要瓦解之际，正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的坚定信念，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把这支部队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井冈山斗争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是，起义军进入江西境内后，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先后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后人称之的“赣南三整”，时间只有二十天左右，但意义重大，不仅加强了党组织建设，严格了纪律，而且战略战术方面有了重大转变，对以后的整党整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德在1927年底和1928初，领导的湘南暴动，是起义军走向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在湘南暴动中，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农民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实到实处，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创建工农革命政权，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几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国。

1928年3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根据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的教训，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办法，撤出湖南，直奔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合作者。

1958年9月，陈毅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

 

“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溃散，终于保存了下来。朱德同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向大家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同志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15]

 

我们以往宣传南昌起义，多是只讲第一枪；而对意义更深远、更重要、更关键的，比起义更为艰难的朱德率部上井冈山的战斗历程，却很少提及……

 

协助朱德带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是共和国元帅陈毅革命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照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深造，更何况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的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二十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16]

 

起义军从福建进入江西后，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意志。时至深秋，官兵穿着单衣，露宿山林，缺医少药，又与上级失去联系，前途茫茫，部队整班、整排离队，在天心圩整顿军人大会上，朱德发表讲话后，陈毅也讲了话，他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而且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艰苦的西进转战中，陈毅和王尔琢、朱德一起，和战士一起行军谈心，帮助战士扛枪，挽护伤病员，用行动去影响别人，树立威信，构建起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当年和朱德、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队伍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边走，一边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这样，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下来。”[17]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光辉典范方志敏，展示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更是感人之深。他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在国民党监牢中坚贞不屈的事迹，早已广为流传。他的廉洁作风，更是今天共产党员的楷模。

时任赣东北根据地苏维埃主席兼财政部长方志敏，有一次返回家乡探视母亲时，婶婶以为他当了大官，就向他讨钱买盐。方志敏听后不禁大笑起来，对婶婶说：

 

“我哪里有钱？我管的钱是公家的。我总不能用公家的钱给你买盐。婶婶，有困难请叔伯兄弟凑一点，帮帮忙吧！”

 

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数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或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的清贫思想，不是单纯的个人修养，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方志敏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搜身，发现除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旧表外，竟然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在被捕入狱后，他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的多次诱降，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气凛然写道: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革命前辈，对信仰力量的诠释！

 

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说：

 

“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方志敏式的“清贫”，正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前辈信仰力量的写照，正是共产党人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也正是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忠诚信仰的表率，她像无声命令和细雨，培养新时代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

 

 

 

 

 

 

 

结  语

 

“不忘初心，方能远行。”

 

应该充分肯定，当前我们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仰是坚定的。但部分人员信仰缺失仍是极需解决的问题。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书写这篇文章，既是为了深切怀念为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功勋的革命先辈，更是为了昭示今人：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方志敏事迹，正是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生动注释，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政治品质、价值追求、精神风范，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信念、攻坚克难，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喜迎建党100周年，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让信仰的旗帜，在中华大地，永远飘扬！

 

 

 

 

注释：

 

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2页。

2金及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对策》，2019年，《炎黄春秋》杂志第一期。

3摘自张侠著《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至153页。

4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至156页。

5《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6《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7贺晓明：《贺龙的1927年》，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47至148页。

8徐巍：《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9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57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笫103页。

1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12美国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3—244页。

13美国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4—245页。

14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15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36页。

16《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7杨志诚：《艰苦转战》，《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附录

 

附录1  朱毛井冈会师启示录

 

20世纪20年代初，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起航；6年之后，小船上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率领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不久，一个叫朱德的“老同志”（42岁），率领从南昌城走来的一支不足两千人（南昌起义军余部），也登上了井冈山……

是什么力量使两位伟人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是什么力量使两支小小队伍，紧紧结合在一起？

对于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事件，我们今天能得到什么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说：

 

  “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它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人们习惯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统称建军大业。笔者手中有三本冠名《建军大业》巨著，阅后，有一种迷茫感觉：建军大业的基石是什么？似乎从书中很难得到清晰的回答……

 

笔者到井冈山参观，留连井冈山会师广场，不仅为砻市秀丽景色迷恋，更为那两双紧紧握在一起的大手所吸引。

两位伟人，两双有力的大手，把笔者的目光，自然引到九十年前，发生在这里那件名垂青史的伟大壮举……

1961年2月，朱德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深情地说：

 

 

“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朱毛井冈山会师，充满了艰辛与奇遇……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在《伟大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的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极少用“失败”两字，然尔，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的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02页）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朱德率领从三河坝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在赣南转战时，已是“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了，留下的人还有继续要求走。”

这是朱德解放后回忆当时情况说的话。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是书本上很难看到的，但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使朱毛会师成为构筑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根基；使三大起义成为开创建军大业的伟大的开端！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

 

毛泽东，朱德讲述的故事，和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在风雨如盤的漫长道路上，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建军大业的军魂！是建军大业的伟大开端的基石！

 

其实，南昌起，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支起义队伍的部分力量，早在1927年底，就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拉开了会师序幕——

1927年12月14日，朱德奉党的指示，率部准备上车南下支援广州起义时，一批广州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直奔他们而来，告诉朱德，广州起义于12月11日提前举行，起义军3天之后便被打垮了，我们正在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

这支从广州起义突出重围的几十名干部，从此融入了南昌起义队伍中……

从此，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力量，融合了在一起。

朱毛井冈山会师前，曾有一个插曲：

1927年10月23日，张子清带领秋收起义的一营，在江西遂川大汾因遭地主武装袭击，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朱德在北上西进的途中，意外与张子清营巧遇，成为朱毛会师的第一个使者。

当张子清向朱德介绍井冈山情况后，朱德立即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

两军相遇后，张子清营便暂随南昌起义部队行动，10月24日，张子清与副营长伍中豪一起，率三营来到上堡，和南昌起义部队一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训练的生活。

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张子清率部离开了朱德，重新回到秋收起义部队。

其实，毛泽东与朱德，为了两军的会师，早已开始了相互联系：

早在1927年10月下旬，朱德从中共赣南地方党组织，得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十分高兴。这次又遇到张子清带领的一营，知道了井冈山的情况，又派出了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去联系；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山不久，便从井冈山派出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转展一月之久，在犁铺头终于见到了朱德、陈毅，为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部队，架起了两军联系的桥梁，为朱德井冈会师拉开了序幕。

前面说到的何长工所著《伟大的会师》一文，详实地介绍了会师的壮举。其详细过程，后面还会说到。

后来的实践证明：朱毛井冈会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朱毛会师，不仅是两支部队的汇合，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两位伟人的结合。

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一个合作者。

毛泽东对朱德上山也极为重视。

据从秋收起义一直跟随毛泽东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毛泽东是从来不拿枪的，不论情况多么险恶，有多少敌兵在追击，毛泽东身上也不带枪，唯有去见朱德，他挎上了枪，还诙谐地对身边人说：“挎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此时，因误传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改由党代表改为师长。）据说，毛泽东还为这次会面准备了崭新的衣服。

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造反派准备在首都工人文化宫召开批判朱德大会时，毛泽东沉思许久，说：

 

“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周恩来还说：

 

当红卫兵说朱德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是‘红司令’”。

“朱（猪）毛，朱（猪）毛，没有朱（猪），那有毛呢！”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尹家民著《南昌起义纪实》。）

 

可见，毛泽东对朱德创造人民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对朱德带领南昌起义走上井冈山，是何等重视！对朱毛红军的诞生，在开创建军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视！

 

朱毛井冈会师，共筑红军诞生的历史，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的基石。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的故事”，就是对建军大业基石的生动诠释。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江西上犹县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1、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军，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开得胜。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北伐和苏联那一套，围绕中心城市闹革命，和强大敌人搞硬拼。

朱德和粟裕说：

 

“过去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伸伸展展搞一下。”

 

朱德为了扭转根本方向，在10月7日在茂芝会议上，在统一“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八一起义旗帜”问题的基础上，决定卜不拘泥过去方针，率领部队避开重敌包围的重镇，向西北敌人薄弱的山区转移。

史学界称，茂芝会议孕育了南昌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曙光。

事实证明，方向转变了，路子就宽了。半年来伸伸展展的搞，朱德创造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新局面：

 

没人发饷，朱德带部队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通过与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来月休整；

在湘南暴动中，第一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口号落实到实处……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的风暴，震惊全国。……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历史有如此的巧合，1927年10月7月，朱德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北上西进，上山打游击的决策，成为南昌起义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同一个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的茅坪，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9月21日，起义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做出的“上山”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的探索。

 

2、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的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

 

“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五块光洋。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

 

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解放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刷拉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面对部队一哄而散的混乱局面，陈毅问朱德：

 

“有什么办法呢？”

 

朱德说：

 

“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追兵停下来，整顿一番。”

 

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影响的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加上天心圩的初步整顿，后人们称之为“赣南三整”。

 

朱德在自述中说：

 

“在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了人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觉悟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非组织红军不可。”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自述》，2003年1月版。）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了一支新型的革命的军队。

一个“三湾改编”，一个“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三、两支部队登上井冈山，都不是预先早有计划

 

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在许多的书籍和宣传材料里，却说成是早有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并不是早有安排，预先有计划。毛泽东确定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在古城才定下的决心。

古城是宁岗县的老县城，10月3日起义军到达古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地说：

 

“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

 

当他乘坐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的时候，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有40余人，主要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农民武装问题，会上有不同意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他认为：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有没法站稳脚的。

其实，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遭到婉言拒绝。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亲自登门拜访。出发前，许多干部都很紧张，提出要派一个连跟随。毛泽东说：

 

“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颇有“鸿门宴”架势。袁文才当时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见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便杀猪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非凡之处，恰恰在于能与各类人物交朋友，包括还能与绿林豪杰交朋友。毛泽东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毛泽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来，又派何长工说服王佐。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登上井冈山，更富有戏剧性。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指示。周鲁到井冈山后，摆出“钦差大臣”架子，颐指气使。他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并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中村，他把队伍停下来。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

这时传来两条消息：一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只是被免去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根本不是被“开除党籍”；二是得知在湘南暴动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被敌人追着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这样一来，难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成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接应者。

当时，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毛泽东在中村得知朱德已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便兵分两路，一路由袁文才率第二团向资兴方面前进，迎接南昌起义部队上山；毛泽东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截击尾追之敌。

在毛泽东掩护下，朱德率领的部队于4月26日到达砻市。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砻市。毛泽东当日即前往龙江书院会见朱德。朱德闻讯立即和陈毅、王尔琢到门外迎接。毛泽东迈着矫健步伐走上前，紧紧拉着朱德的手说：

 

“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疾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的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的转移。”

 

两位伟人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朱德率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能如此从容、迅速，完全得益于两位伟人，早已心心相印。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得知井冈山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了。”

 

1928年4月，粤、桂、湘军阀勾结起来，以七个师兵力，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优势敌人决战，朱德和陈毅果断决定向井冈山转移。

真是天赐良机！在朱德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竟然已经下山了。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掩护下，朱德上山，自然“从容”、“迅速”。

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是毛泽东、朱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例证。

两位伟人，两支队伍，他们登上井冈山的道路，尽管经历不完全相同，时间有前后，地点有差异，但在他们千里转战，所经历饱受的考验中，却有如此多的相同或相似，这不是历史奇迹吗？

 

 

 

四、“朱毛红军”诞生，诠释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年井冈山会师的参与者粟裕，在解放后，他在回忆录中深情的写道：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决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粟裕的总结，高屋建瓴，一言中的。朱毛会师，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历史表明，没有井冈会师，就没有人民武装的会聚、融合，就没有从星星之火到腾飞发展之势。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朱毛举起了一面坚持武装斗争的大旗，为建军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是的，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到朱毛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的诞生，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演绎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都是叙说一个永恒的真理：

 

“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语）。”

 

让我们听听，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前辈和习近平同志的心声吧：

 

 

打响第一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周恩来曾经说：

 

“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这在大方向是对的。”

 

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个丰碑。1927年7月25日，他临危受命，担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1961年，他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参观中，周恩来对自己的贡献，一字不提。

1959年1月，贺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说了一段深情的话：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前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南昌起义的妖风，肖克同志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说：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听党指挥的贺龙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征求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意见，贺龙说：

 

“我完全听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解放后，他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写道：

 

“在强大的敌人不断进攻的面前，创造与建设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使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经历了一条非常困难曲折的道路的。我们所以能够不断克服严重困难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

 

 

 

 

陈毅元帅的心声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学习深造，更何况他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20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

 

在起义军西进征战中，不少人员纷纷离队，唯有陈毅任党代表的73团，逃跑人员最少，朱德问他，是什么原因保持部队稳定？

 

陈毅回答说：

 

党支部的作用。

 

当时和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要我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那时，还不懂把支部建在连上，一切活动都靠党员和士兵群众接触来进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亲历南昌起义》，第308页。）

 

解放后，陈毅在上海工作时，在一次作报告中曾说：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

 

 

 

 

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

 

毛泽东对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论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至少有这两段：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毛泽东对红军壮大成长的总结，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永恒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总结。

习主席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这既是习主席对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总结，也是新时期对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宣誓。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把“听党指挥”作为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目标，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主席说：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

 

习主席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特别强调：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加强党的领导，永远听党指挥，永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当前，世界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人民军队正处变革重塑紧要关头，挑战和困难不会减少，要应对和战胜风险，更需要自觉运用习主席强军思想，解决实践中新问题，推动强军实践取理新突破。

今年是朱毛井冈山会师九十周年，纪念朱毛井冈山会师，发扬南昌起义精神，就是要求我们把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火种，把红军的红色基因，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质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为 建设世界一流等军队，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

 

（刊登《党史文苑》2018年10期）

 

 

附录2  井冈山的道路

（摘录刘上洋《高路入云端》）

 

井冈山斗争离现在己经九十多年了，但这段历史并没有消失，井冈山的道路，仍然展现在五百里井冈，中华神州大地……

 

作者此文一个着力点，也是今天党建学习的一个亮点，就是“让历史鲜活起来”！

 

 

一

 

在井冈山，最撼人心魄的是黄洋界的路。

井冈山人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65年5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是翻越黄洋界的公路重上井冈山的。

 

山路弯弯，毛泽东乘坐的灰色吉姆小车，沿着茅坪通往茨平的公路蜿蜒而上。头顶上就是闻名遐迩的黄洋界。抬眼望去，橙黄色的公路就像一条巨龙在山间盘旋，它一会儿游弋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一会儿又钻藏在深不可测的峡谷里，最后把头一昂伸向了山顶的浓重云雾之中。

真是好一条神奇多姿的天路。真是好一个雄伟险峻的黄洋界。

 

也许是因为千里来寻故地心情感到分外激动吧，当小车一到黄洋界，毛泽东没等警卫人员过来就自己打开车门出来了，随即向人家一挥手，带头迈开大步朝山顶登去。

此时的黄洋界是一片云的海洋，白色的波涛一直滚向无边无际的远方，一座座山峰浮在其间，看上去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毛泽东站在峰顶上，迎着飒飒的山风，极目远眺，然后他大声地对着随行人员说：

 

“这就是黄洋界，当年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首。”

 

洪亮的声音，夹裹着一股亲历者的骄傲和自豪，久久在山间回荡。

凡是熟悉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黄洋界有着特殊的分量。

 

与宽阔公路相互呼应的是黄洋界上那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在离哨口不远的小路旁，长着一棵高大繁茂的荷树。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沿着小路从宁冈挑粮上山就经常在这棵树下歇息。比起陌生的公路来，毛泽东对这条小路再熟悉不过了。他熟悉他的崎岖，熟悉他的曲折，熟悉他的陡险，熟悉他的艰难。在这条小路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足迹，也不知洒下了他多少汗水，也许这只有路边的那棵荷树知道，只有路边的那些石草知道。可以说，这条小路是井冈山往昔血与火峥嵘岁月的见证，又是今天宽阔公路的拓展和延伸。大路当从小路来，坦途亦从崎岖始。没有过去的这条坎坷小路，也绝不会有今日这样宽敞的公路。

可不是么？在前进的道路上，像黄洋界这样艰难险峻高入云端的路我们都能翻越，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样更高更险的路我们不能跨过呢？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二

 

如果我们往深处想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高路，看起来是指黄洋界的路，其实是指他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

 

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来说，井冈山无疑是胜利的起点。

而起点往往是最艰难最险恶的。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这次重上井冈山，也是沿着当年的路线行进的。

还是那山，还是那水，还是那桥，还是那村。现在看来这条路是那么的清晰，而在当时却是那么的模糊。

车轮滚滚，毛泽东的心潮也随之滚滚。

 

他想起了“八七”会议。在武汉的一间房子里，他指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实行武装暴动。随后，他就主动请缨，夹着一把油纸伞来到湘赣边界的山区，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

 

车窗外，是不断晃过的田野和山峦。大地一片葱绿，阳光格外明媚。毛泽东不由地几次转头朝北望了望。他又想起了文家市。

在这个只有百余户小镇的一所名叫里仁的普通学校里，他主持召开了一次极不普通的会议。由于秋收起义的原定目标是攻打长沙，因而在进军途中遭到强敌的攻击，部队伤亡惨重，迅即有5000人锐减至1500人，起义军究竟向何处去？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长沙，带领部队改向罗霄山脉中断转移退却。

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转移，也是一次决定起义命运的退却。但是转移是为了寻找新的方向，退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于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在这次转移退却中渐渐露出了一些端倪。

 

吉姆车在江西永兴的山谷里穿行。两岸青山夹着一弯碧水，映衬着蓝天白云，不似图画，胜似图画。毛泽东一会儿朝前看看，一会儿微微闭上眼睛。当他得知前面不远就要到达三湾时，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表情，当年的情景又重新呈现在他的眼前：

由于连续行军，长途跋涉，士兵掉队的掉队，逃跑的逃跑，加上在萍乡芦溪遭遇敌人的阻击，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到达三湾时只剩下700多人。悲观失望和怀疑动摇情绪如瘟疫一般在官兵中蔓延，部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里，他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成一个团，同时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官兵平等。然后又在村头那棵千年红枫下向部队发表了鼓舞军心的讲话。从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三湾改编，减少的是数量，得到的是质量，改掉的是落后，得到的是新生。改编，是一种重塑，是一种壮大，是一种发展。

 

过了三湾，就是古城了。这座小镇原是宁冈县城所在地。毛泽东不由地多次掀开窗帘，凝望着绿荫掩映的这座不平常的建筑。他永生不会忘记，就是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当讨论部队往哪里扎根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井冈山不仅山深林密，远离城市，交通不便，而且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群众的基础较好，是最有利于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好地方。所以会议最后决定把井冈山作为秋收起义部队的立足点。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正确决策。就这样，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重心也由此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移。

 

小车在继续前进，离井冈山越来越近。回忆的闸门也穿越时光的隧道，不断在毛泽东深邃的脑海中打开，那可是一段艰险困苦至极而又辉煌难忘的岁月啊。

在大仓村，也就是古城会议后的第三天，他带着几个人，不拿一枪一弹，冒着杀机四伏的危险，同袁文才进行会面，并在此后开启了我党将绿林武装改造成为工农革命军的先河。

在荆竹山，他站在一块巨石上，郑重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是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铁的纪律部队的庄严奠基。

在反敌人的数次“围剿”中，使他这个“从未想过要打仗”的一介书生，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了五斗江和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在龙江岸边，他热情诚挚地欢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来到井冈山，两双巨手紧紧相握，两只铁军胜利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广大农村，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颁布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一个个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五百里井冈及其周围地区连成了一片红色。

在敌人的严酷封锁中，他和普通士兵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睡的是干稻草，穿的是破军衣，过的是苦到了极点的日子。

在茅坪的八角楼上，他在那盏昏暗的油灯下，不停思考，奋笔疾书，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两篇著作，鲜明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疑问，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危难、奋起、挫折、成功，这一桩桩、一件件，此刻一起涌上毛泽东的心头，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光又朝向了车子前方不断延伸的路。

是啊，井冈山的路不愧为革命的胜利之路，正是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开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率领我们党夺取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的漫漫征途；从井冈山这样一块巴掌大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执掌政权，这难道不是一条比登天还难的高路么？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绝对攀登不了的，但毛泽东攀登上去了，并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胜利道路上的第一座高峰；井冈山，毛泽东叱咤风云铸就辉煌的第一个舞台。

没有井冈山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井冈山 就没有毛泽东。

 

三

 

历史留下了这样难忘的一幕。

在重上井冈山期间，有一天毛泽东沿着一条砂石路散步。当走到路的尽头，跟随的人员都以为他会转身往回走，谁知毛泽东却继续朝没有路的一座山头上攀去，他一边拄着一根竹子拐杖，一边笑着对大家说，秋收起义时因为长时间跋山涉水，我的脚烂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拐杖上了井冈山的，现在，我也要借用一下这根拐杖开路前进。

 

这是又一条高入云端的路。这是一条比井冈山道路更艰险也更伟大的路。

应该说，初期的探索是顺利的，也是颇有成效的。

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刚响过三年，被长期战争炮火摧毁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紧接着156项重点工程破土兴建，整个中国大地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与此相呼应，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也如火如荼，公司合营和国有化浪涛汹涌澎湃，农业合作化在广袤的田野上轰轰烈烈的展开。

 

也许是因为被开始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所感染所鼓舞，也许是因为把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估计的太容易，一股自信的豪情像战争年代那样，又一次在毛泽东的胸中奔腾开来，他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创造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奇迹。

然而欲速则不达。仅仅一年之后，整个中国便陷入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出现了第一次曲折和危机。

 

毛泽东依然在没有路的山头上攀登着，尽管汗水湿透了衣背，他不但不停歇，而且连头也不回，神态是那么的执着。

山，一重接着一重；峰，一峰连着一峰。内忧、外患，就像眼前连绵起伏的山峰一样，不断向毛泽东涌来。但井冈山铸就了毛泽东山一样的性格。尽管前面充满了艰难险阻，他也要义无反顾地捍卫他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探索和前进。

 

今天看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与其说是一个伟大胜利者的凯旋，不如说是他夺取全国胜利后的又一次勇敢探索。

今天看来，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正确以致错误的思想和做法，但有一点是丝毫不能怀疑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着重大弊端，甚至在有些方面误入歧途，但对于他来说，他却是始终坚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认为这条道路很长很高，一直通向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

是因为如此，再重新面对巍峨雄伟的井冈山时，毛泽东又一次发出了他生命的呐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高路入云端的又一个新诠释。这是高路入云端的又一个新号令。

 

（摘自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一座山的回响》）

 

 

 

后记

本书的主题是说“信仰的力量”，两篇附录，其实更是对“信仰力量”的生动注释。

中国共产党何谓伟大？

毛泽东何谓伟大？

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何谓伟大？

十分重要的原由，在于能忠诚信仰，坚定理想，坚守初心！

在革命时期，信仰——是老一辈革命家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在今天，信仰——更是我们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伟大的精神动力！

在当前，无任军队还是地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腐败分子？

有的人有钱、或有了权，为什么总想把子女送到外国去，把钱存到国外去……

甚至共产党的干部，也象西方人那样，开始信仰起上帝……

我们百年大党，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确保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应该是我们每位中共党员，必须回答庄重政治考题！

笔者编著此书，仅是作点“添砖献瓦”的小工作。

最后特别要感谢研究会的同仁，是他们对此书编著给予帮助与鼓励。

要特别感谢中基控股集团江西分公司，他们出予对红色文化宣传的厚爱，近三年来，为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活动，多次给予经费支持。

书不当之处，再次欢迎热心者批评指正。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笔者是一个在部队工作近四十年的退休老人，深感习总书记倡导的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深远意义。

“不忘初心”的主题教育，其实就是理想信仰教育。今年全国抗新冠肺炎的实践，生动地检验了这一教育成果。

笔者在部队当团长时，曾听到老军长田世兴讲过一句终生难忘的话：

 

“楼上的龙头不关，休想把楼下的水擦干。”

 

他讲的是部队基层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何等形象！何等生动！

今天，如何使新的一代，读懂前辈的初心，让共产党人的信仰的明灯，永远在心中闪亮？

笔者认为，十分需要用鲜活的史料，包括惊心动魄的军史党史，来展示老一辈的初心，展示共产党人的信仰。

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就是对中共初心和信仰的生动诠释。

 

 

中篇

回望南昌起义的历史，

方晓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

史学界列举了许许多多原由:

有的说，是苏共的资助，这是对中共历史的曲解；

有的说，是蒋介石愚蠢，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

有的说，是日本人的帮助，这是一种无知；

有的说，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应该说这是正确答案之一；

……

 

笔者是专门研究南昌起义学会的负责人，从阅读南昌起义史料中，深深感到：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她能以一贯之，坚守自己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最高理想。

坚守信仰，不忘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不竭动力。

八一南昌起义的发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南昌起义，不仅是一次武装暴动，更是共产党人一次信仰的洗礼。

笔者从阅读南昌起义史料中，深深感到：

南昌起义，是一部无言大书，它不仅使读者对前辈腾生敬意，更是对读者一次信仰的洗礼，血性的提升，斗志的催生，动力的激励。

 

南昌起义的史实告诉我们：追寻和坚守信仰，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

历史表明，南昌起义，是在白色恐怖蔓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自己的同志……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候。

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面对凶恶的敌人，勇敢地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武装粉碎敌人的屠杀和进攻……

据南昌起义研究先行者张侠考证:

 

1927年7月12日，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进行了改组，周恩来等主张武装斗争的领导者走上了核心领导地位；

7月13日，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与张国焘、瞿秋白等酝酿武装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等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暴动；

7月18日，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决定南昌起义，并决定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18日晚，周恩来指定聂荣臻等三人，组成军委前委，前往九江，向部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决定，部队开始了起义准备；

7月19日，朱德受领先行任务，秘密返回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九江碰头会，为南昌起义提出新的建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叶、贺部队到达南昌；

同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晚召开第一次前敌委员会，确定了起义相关事宜，决定把暴动时间从28日推迟到30日；

7月28日，周恩来拜会贺龙，并宣布贺龙为起义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3]

至7月29日，各方力量已云集南昌，起义计划只剩最后一笔……[4]

正当起义准备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中央委员会秘密举行会议，新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报告的复信：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5]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都会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令，张国焘于7月30日赶到南昌，立即在前委紧急扩大会上，报告了26日中央会议情况。

据李立三后来向中央报告看，张国焘应该是准确表达了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永远无法最后定论的问题。）

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意图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周恩来突然忍无可忍，愤怒地吼道：

 

“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议。”

 

虽然周恩来的怒火当时是冲着张国焘来的，但谁都知道，这实际上是积累了几个月压抑情绪的总爆发。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我们要行动，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后来，他告诉别人，拍桌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6]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联共中央指示的认识。联共意图是要停止这一暴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们，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实际，认为起义成功大有希望，抵制了联共的错误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存，勇敢迈出了第一步。

 

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发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周恩来则是坚持把发动起义和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分别开来。不能因为做张发奎的统战工作，而停止起义。

 

南昌起义前夕，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以要叶挺、贺龙参加庐山军事会议为由，相机削去其兵权。其时叶挺、贺龙只要稍微留恋优裕的生活，要么接受张发奎的命令东进参加军阀混战，要么就上庐山交出兵权。但此时叶挺、贺龙对国民党的叛变气愤不已，对局势恶化保持清醒的头脑，早已大局在胸，作好了起义的心理准备。

在7月25日，在九江甘棠湖“小划子会议”中，叶剑英、叶挺、贺龙一致商定：

不上庐山；不去德安；立即把部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参加起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7月31日晚，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人入睡——尽管他们无心想象未来，他们只知道今晚有行动。

夜，12时过后，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

到8月1日清晨，枪声逐渐稀落，经4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经刘伯承合算，城内敌人全部肃清，歼敌了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这一枪开始，中国人民走上了与敌血战的二十二年的艰苦历程。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共产党人对理想和信仰的追寻和坚守，是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也是激励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的强大动力。

 

在南昌起义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从共产党人的重任和担当，揭示了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初衷。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总书记从党的初心，共产党人的使命，阐述了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令人醍醐灌顶。

南昌起义的史实说明：批判武装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共从血的教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当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的初心！

习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南昌起义，是中共政治上一次重大觉醒，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自觉！是共产党人践行理想信仰的政治担当。

 

人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当初中国共产党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他却不以为然，把支援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国民党……

史实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

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共产国际还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迎来工农革命热潮的迅速高涨……

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却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也是不辩的事实。

正如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指出：

 

联共“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

 

贺晓明的话不无道理。

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中央占了上风。”

 

2011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的导航下误入歧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此时，蒋介石、李济琛、冯玉祥、唐生智，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杀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

中国革命，在莫斯科遥控指挥下，一步步陷入绝境……

面对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退却，没有沉默，而是挺起胸来，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开创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的首创——

南昌城头，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有的史学家称：这是中共历史上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

有的学者称：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军事暴动，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

史实再次表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革命道路，要求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南昌起义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起义领导人在主力遭到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

朱德、贺龙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了湘南和湘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在今后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

 

南昌起义的发动，庄重地表明：南昌起义是中共早期组织领导诸多武装起义中，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英雄壮举；南昌起义的英雄事迹，是展示共产党人追寻理想，忠诚信仰，坚守初心的生动注释。

 

 

下篇

看看信仰的力量，

在他们身上如何熠生辉

 

有人曾经惊叹：中国共产党当时才有几百个党员；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起义军也所剩无几。短短二十八年，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仰的伟大力量！

 

 

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红色沉淀。革命前辈那可歌可泣英雄壮举，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信仰的伟大力量！

这里，仅举几例——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核心，是坚守信仰、听党指挥的杰出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革命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书记。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是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5月下旬，他由上海秘密到达武汉，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接着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名字，和革命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武装斗争的思想，推动他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屠杀的血泊中惊醒：

 

“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有一批坚定信仰的追随者，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就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博斗危急严重关头，周恩来临危受命——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同志不畏艰险，身穿朴素的中山装，手提着一个黑色皮包，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周恩来等革命前辈，不顾个人安危，抛去高官厚禄，为了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信仰，听从党的安排，义无反顾参加南昌起义……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委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10月初，当我军主力正在汤坑一线与敌人激战时，周恩来因病留守汕头，当敌军一部从海上发起进攻时，城内守军不足一个团，周恩来抱病指挥，之后，他从敌人误以为汕头已被攻占而打来的联络电话中，得知敌陆军进攻主力已逼近汕头，在危急中，他紧急组织留守机关领导和机关干部连夜转移，自己带病坚守断后，把安全让给了同志。

197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一南昌起义》一书，以“继续奋战在党的旌帜下”为题，对南征主力失败后的流沙会议，有一段生动描述：

在汤坑战斗中，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队伍决定向海陆方向转移。在普宁县流沙附近的一座小庙里。起义军领导同志都集中在这里开会。此时，周恩来同志正患着疟疾，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身子更瘦弱了，但他的一双眼睛仍炯炯发光。

会议主要由周恩来同志作报告。他用激动的声音，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强调指出：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

 

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创造了在敌人四面包围中撤退的，起义领导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材，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改写……

永远奋斗在党的红旗下，周恩来是带头践行者，连张国焘在后来他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都难以抹煞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往。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周恩来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乘船离开了广东。

很快，周恩来又回到了中央领导核心层。

南昌起义时，贺龙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跟党走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3日，当谭平山把南昌暴动决定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表示：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贺龙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为的是什么呢？

1938年，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问贺龙：

 

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击了蒋介石。

1982年8月12日，彭真接见《贺龙军长》剧组时，揭示了贺龙走上革命道路的秘史：

 

“贺龙同志在北伐战争前当过旅长、师长，当过镇守使，后来为什么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些人强调了贺老总出身贫苦。我认为不光是出身苦。出身苦仅是一个条件。许多出身不好为什么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出身苦的人为什么却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贺龙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仅是出身苦和性格，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9年1月17日，贺龙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陪同参观的同志请他谈一下来南昌参加起义的经过。贺龙点着已熄灭的雪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平静地说：

 

“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到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可理解共产党人“闹革命”的初心。

对贺龙何以参加南昌起义，还有一种人不懂——

“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主持的“专案组”，要贺龙交代：

 

“南昌起义你是怎样投机革命的？”

……

 

“文化大革命”，贺龙被关押在西山，薛明问他：

 

你为党为革命做出这么大贡献，晚年却遭到迫害，你后悔不后悔？

 

贺龙回答：

 

“不后悔。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不就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吗？”[7]

 

徐特立是在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时申请入党的，在年过50的时候，仍赶来南昌参加起义。1966年，他已90高龄，来八一纪念馆参观时，他站在一楼会议大厅的楼梯旁，回忆起起义时遇见贺龙的一次谈话。他当时问贺龙：

 

“马上要起义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

 

“干革命就不怕失败，只要下定决心，失败了，我还要干，一直干到革命胜利为止。”

 

徐老说：

 

“贺龙的这次谈话，我印象很深，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8]

 

195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元帅军衔授衔议式后，陈毅元帅对贺龙元帅开玩笑说：

 

“元帅阁下，当初您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当元帅？”[9]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是威振四方的军长了，何以参加南昌起义？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介绍，贺龙曾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叶剑英、郭沫若、徐特立、方志敏、聂荣臻等人，他们当年都是身居要职，高官厚禄，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时刻，勇敢站出来，听党指挥，义无反顾来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为的是什么呢？

曾为南昌起义作过特殊贡献的叶剑英，解放后，曾对采访人谈过当时的心情：

 

“宁汉分家后，……究竟跟着谁走？……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

 

叶剑英定下决心后，立即通电全国反蒋。原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连头都没抬，他根本不相信……

 

陈赓的人生传奇，更是革命前辈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生动缩影：他的家庭富裕，但当时社会黑暗，国家内忧外患，陈赓从小立志革命，他1922年入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黄埔军校时，在一次战斗中，把蒋介石背下火线，救了蒋介石的命。如果他投靠蒋介石，飞黄腾达肯定不成问题，但为了坚守初心，他选择了反蒋的革命道路。

1927年7月27日，他随周恩来从武汉来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坚持带病随队行动……1932年，他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不意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陈赓始终不屈

劝降那一天，穿着破烂衣衫的陈赓，被押进一间华丽客厅后，蒋介石一面喊着他的名字一面走进来，陈赓冷冷地看着他坐在沙发上未动。蒋介石说:

 

“你是校长的好学生，黄埔的杰出学生。你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校长从来对学生都是爱护的，一向宽大的，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立即回答: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原谅。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面对陈赓顶撞，蒋介石仍表示:“只要过来，一切好办，愿意带兵，可以随便挑一个师。”陈赓置之不理。

蒋介石无计可施，最后遂将陈赓放出监狱，陈赓最后转道中央苏区。成为从南昌起义走出的一名开国大将。

邓小平晚年对小女儿谈及此事说：

 

“蒋介石抓住了陈赓，后念及陈赓救过他的命，就把陈赓放了。蒋介石放陈赓的时候，在南昌有人说:欢迎你再来。陈赓说:再来，我就带十万部队来！”

 

1949年5月22日，陈赓率第4兵团第13军37师解放了南昌。陈赓在日记中写下了感受: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至:第一次1927年，蒋介石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笫三次。这次是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

 

这简短日记，闪耀的是陈赓坚守信仰之光！陈赓四进南昌表明:他心中怀有崇高的信仰，是信仰的力量使他无惧于任何强敌。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名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叶挺英年早逝，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史学界对叶挺宣传的文章极少，特别是他在南昌起义关键时刻，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党史界宣传更是少之又少……

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与这支部队息息相关，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决非轻而易举。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当时实际情况是，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

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具有将军军衔，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然而，在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毅然放弃这一切，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

 

“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

 

此时张发奎还认为叶挺会念旧，他曾对劝他应约束和防备叶挺的国民党将领颇为自信地夸口：

 

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这话也不无道理，叶挺与张发奎，是同乡、同庚，又是同学、同事。1912年他们同时考上黄埔长洲岛的广东陆军小学，同编在一个班，1914年又同时考进武昌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同窗两年。1919年叶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翌年张发奎也投奔粤军，1921年他们分别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第三营营长。1924年，叶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叶挺回国，同年11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12师副师长的张发奎，推荐叶挺任第12师第34团团长，1926年1月，34团改为独立团。张发奎从第4军长提拔到第2方面军司令，叶挺也从第25师副师长，升任第24师长……张发奎和叶挺，从军队职务看，一直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叶挺的部队，一直是张发奎最信任的部队。

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叶挺的态度极为重要。在私情与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舍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南昌起义时，朱德己经41岁了，他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当他36岁，己经当上滇軍少将旅长，金钱地位垂手可得。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就毅然抛弃这一切，辞职离家，寻找共产党。当时孙中山邀请他重返滇军带兵，并答应给10大洋作费用，他不为所动；找到陈独秀，认为他是军阀官僚，把他拒之门外。但他仍没灰心决远渡海外。在德国，他遇到周恩来，他对共产党信仰的执着，感动了周恩来，终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赴苏联学习，直到1926年回国。

因为朱培德的关系，朱德于1927年1月到南昌朱培德的军官教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同年6月，被朱培德“礼送出境”，来到武汉。

因为他对南昌情况，了如掌指，党才指示他作为起义先行，秘密潜回南昌。开始作起义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照中央指示，南下广东，朱德率先遗队，一直是起义军开路先锋……

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是如何力挽狂澜、战胜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力，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

1927年9月19日，朱德指挥第九军教导团和第25师2500人，驻守三河坝。10月3日至6日，与来袭之敌钱大钧部2万余人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饶平，拟与主力会合，当得知潮汕主力失败消息，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实际上是散伙）等待时机、等待上级指示。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乐观、自信，也是自我鼓励、自我激励，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星星之火，应是最易扑灭、浇熄。

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10]

 

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茂芝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也是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朱德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开始转移……

朱德在后来回忆说：

 

“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11]

 

思路转变了，路子就宽了。朱德在西征半年转战中，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部队开始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装备、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来，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大多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梨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任演习对抗连长，给学员讲述如何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朱德率领起义军北上西进，历时半年之久的转战，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朱德在争论中曾说：

 

“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12]

 

朱德朴实无华的心声，展示了他当年的“初心”，可以说，这也是朱德一生革命历程最为准确的注解。

史沫特莱还在《伟大的道理》写道：

 

“到赣西的信丰附近，在这里，朱德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解决与失败主义者问题。他指出，这些人应该对部队的军心涣散和绝对情绪，对逃兵现象，对某些队伍的抢劫事件负责。

朱将军用坚决的语气提出，凡是愿意离队的，必须即刻离队。他的意见立即被某些人接受，而且见诸行动。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

就是在十年后的1937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其他人也络绎走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朱德眼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走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他的心。”[13]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叛变了。师长、三个团长与师党代表先后离队而去……[14]

眼看部队就要瓦解之际，正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的坚定信念，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把这支部队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井冈山斗争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是，起义军进入江西境内后，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先后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后人称之的“赣南三整”，时间只有二十天左右，但意义重大，不仅加强了党组织建设，严格了纪律，而且战略战术方面有了重大转变，对以后的整党整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德在1927年底和1928初，领导的湘南暴动，是起义军走向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在湘南暴动中，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农民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实到实处，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创建工农革命政权，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几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国。

1928年3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根据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的教训，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办法，撤出湖南，直奔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合作者。

1958年9月，陈毅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

 

“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溃散，终于保存了下来。朱德同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向大家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同志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15]

 

我们以往宣传南昌起义，多是只讲第一枪；而对意义更深远、更重要、更关键的，比起义更为艰难的朱德率部上井冈山的战斗历程，却很少提及……

 

协助朱德带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是共和国元帅陈毅革命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照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深造，更何况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的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二十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16]

 

起义军从福建进入江西后，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意志。时至深秋，官兵穿着单衣，露宿山林，缺医少药，又与上级失去联系，前途茫茫，部队整班、整排离队，在天心圩整顿军人大会上，朱德发表讲话后，陈毅也讲了话，他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而且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艰苦的西进转战中，陈毅和王尔琢、朱德一起，和战士一起行军谈心，帮助战士扛枪，挽护伤病员，用行动去影响别人，树立威信，构建起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当年和朱德、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队伍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边走，一边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这样，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下来。”[17]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光辉典范方志敏，展示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更是感人之深。他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在国民党监牢中坚贞不屈的事迹，早已广为流传。他的廉洁作风，更是今天共产党员的楷模。

时任赣东北根据地苏维埃主席兼财政部长方志敏，有一次返回家乡探视母亲时，婶婶以为他当了大官，就向他讨钱买盐。方志敏听后不禁大笑起来，对婶婶说：

 

“我哪里有钱？我管的钱是公家的。我总不能用公家的钱给你买盐。婶婶，有困难请叔伯兄弟凑一点，帮帮忙吧！”

 

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数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或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的清贫思想，不是单纯的个人修养，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方志敏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搜身，发现除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旧表外，竟然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在被捕入狱后，他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的多次诱降，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气凛然写道: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革命前辈，对信仰力量的诠释！

 

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说：

 

“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方志敏式的“清贫”，正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前辈信仰力量的写照，正是共产党人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也正是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忠诚信仰的表率，她像无声命令和细雨，培养新时代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

结  语

 

“不忘初心，方能远行。”

 

应该充分肯定，当前我们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仰是坚定的。但部分人员信仰缺失仍是极需解决的问题。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书写这篇文章，既是为了深切怀念为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功勋的革命先辈，更是为了昭示今人：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方志敏事迹，正是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生动注释，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政治品质、价值追求、精神风范，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信念、攻坚克难，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喜迎建党100周年，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让信仰的旗帜，在中华大地，永远飘扬！

 

 

 

 

注释：

 

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2页。

2金及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对策》，2019年，《炎黄春秋》杂志第一期。

3摘自张侠著《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至153页。

4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至156页。

5《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6《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7贺晓明：《贺龙的1927年》，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47至148页。

8徐巍：《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9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57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笫103页。

1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12美国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3—244页。

13美国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4—245页。

14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15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36页。

16《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7杨志诚：《艰苦转战》，《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附录

 

附录1  朱毛井冈会师启示录

 

20世纪20年代初，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起航；6年之后，小船上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率领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不久，一个叫朱德的“老同志”（42岁），率领从南昌城走来的一支不足两千人（南昌起义军余部），也登上了井冈山……

是什么力量使两位伟人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是什么力量使两支小小队伍，紧紧结合在一起？

对于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事件，我们今天能得到什么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说：

 

  “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它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人们习惯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统称建军大业。笔者手中有三本冠名《建军大业》巨著，阅后，有一种迷茫感觉：建军大业的基石是什么？似乎从书中很难得到清晰的回答……

 

笔者到井冈山参观，留连井冈山会师广场，不仅为砻市秀丽景色迷恋，更为那两双紧紧握在一起的大手所吸引。

两位伟人，两双有力的大手，把笔者的目光，自然引到九十年前，发生在这里那件名垂青史的伟大壮举……

1961年2月，朱德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深情地说：

 

 

“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朱毛井冈山会师，充满了艰辛与奇遇……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在《伟大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的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极少用“失败”两字，然尔，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的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02页）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朱德率领从三河坝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在赣南转战时，已是“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了，留下的人还有继续要求走。”

这是朱德解放后回忆当时情况说的话。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是书本上很难看到的，但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使朱毛会师成为构筑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根基；使三大起义成为开创建军大业的伟大的开端！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

 

毛泽东，朱德讲述的故事，和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在风雨如盤的漫长道路上，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建军大业的军魂！是建军大业的伟大开端的基石！

 

其实，南昌起，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支起义队伍的部分力量，早在1927年底，就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拉开了会师序幕——

1927年12月14日，朱德奉党的指示，率部准备上车南下支援广州起义时，一批广州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直奔他们而来，告诉朱德，广州起义于12月11日提前举行，起义军3天之后便被打垮了，我们正在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

这支从广州起义突出重围的几十名干部，从此融入了南昌起义队伍中……

从此，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力量，融合了在一起。

朱毛井冈山会师前，曾有一个插曲：

1927年10月23日，张子清带领秋收起义的一营，在江西遂川大汾因遭地主武装袭击，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朱德在北上西进的途中，意外与张子清营巧遇，成为朱毛会师的第一个使者。

当张子清向朱德介绍井冈山情况后，朱德立即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

两军相遇后，张子清营便暂随南昌起义部队行动，10月24日，张子清与副营长伍中豪一起，率三营来到上堡，和南昌起义部队一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训练的生活。

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张子清率部离开了朱德，重新回到秋收起义部队。

其实，毛泽东与朱德，为了两军的会师，早已开始了相互联系：

早在1927年10月下旬，朱德从中共赣南地方党组织，得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十分高兴。这次又遇到张子清带领的一营，知道了井冈山的情况，又派出了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去联系；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山不久，便从井冈山派出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转展一月之久，在犁铺头终于见到了朱德、陈毅，为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部队，架起了两军联系的桥梁，为朱德井冈会师拉开了序幕。

前面说到的何长工所著《伟大的会师》一文，详实地介绍了会师的壮举。其详细过程，后面还会说到。

后来的实践证明：朱毛井冈会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朱毛会师，不仅是两支部队的汇合，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两位伟人的结合。

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一个合作者。

毛泽东对朱德上山也极为重视。

据从秋收起义一直跟随毛泽东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毛泽东是从来不拿枪的，不论情况多么险恶，有多少敌兵在追击，毛泽东身上也不带枪，唯有去见朱德，他挎上了枪，还诙谐地对身边人说：“挎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此时，因误传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改由党代表改为师长。）据说，毛泽东还为这次会面准备了崭新的衣服。

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造反派准备在首都工人文化宫召开批判朱德大会时，毛泽东沉思许久，说：

 

“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周恩来还说：

 

当红卫兵说朱德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是‘红司令’”。

“朱（猪）毛，朱（猪）毛，没有朱（猪），那有毛呢！”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尹家民著《南昌起义纪实》。）

 

可见，毛泽东对朱德创造人民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对朱德带领南昌起义走上井冈山，是何等重视！对朱毛红军的诞生，在开创建军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视！

 

朱毛井冈会师，共筑红军诞生的历史，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的基石。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的故事”，就是对建军大业基石的生动诠释。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江西上犹县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1、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军，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开得胜。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北伐和苏联那一套，围绕中心城市闹革命，和强大敌人搞硬拼。

朱德和粟裕说：

 

“过去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伸伸展展搞一下。”

 

朱德为了扭转根本方向，在10月7日在茂芝会议上，在统一“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八一起义旗帜”问题的基础上，决定卜不拘泥过去方针，率领部队避开重敌包围的重镇，向西北敌人薄弱的山区转移。

史学界称，茂芝会议孕育了南昌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曙光。

事实证明，方向转变了，路子就宽了。半年来伸伸展展的搞，朱德创造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新局面：

 

没人发饷，朱德带部队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通过与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来月休整；

在湘南暴动中，第一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口号落实到实处……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的风暴，震惊全国。……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历史有如此的巧合，1927年10月7月，朱德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北上西进，上山打游击的决策，成为南昌起义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同一个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的茅坪，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9月21日，起义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做出的“上山”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的探索。

 

2、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的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

 

“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五块光洋。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

 

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解放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刷拉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面对部队一哄而散的混乱局面，陈毅问朱德：

 

“有什么办法呢？”

 

朱德说：

 

“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追兵停下来，整顿一番。”

 

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影响的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加上天心圩的初步整顿，后人们称之为“赣南三整”。

 

朱德在自述中说：

 

“在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了人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觉悟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非组织红军不可。”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自述》，2003年1月版。）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了一支新型的革命的军队。

一个“三湾改编”，一个“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三、两支部队登上井冈山，都不是预先早有计划

 

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在许多的书籍和宣传材料里，却说成是早有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并不是早有安排，预先有计划。毛泽东确定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在古城才定下的决心。

古城是宁岗县的老县城，10月3日起义军到达古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地说：

 

“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

 

当他乘坐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的时候，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有40余人，主要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农民武装问题，会上有不同意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他认为：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有没法站稳脚的。

其实，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遭到婉言拒绝。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亲自登门拜访。出发前，许多干部都很紧张，提出要派一个连跟随。毛泽东说：

 

“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颇有“鸿门宴”架势。袁文才当时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见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便杀猪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非凡之处，恰恰在于能与各类人物交朋友，包括还能与绿林豪杰交朋友。毛泽东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毛泽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来，又派何长工说服王佐。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登上井冈山，更富有戏剧性。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指示。周鲁到井冈山后，摆出“钦差大臣”架子，颐指气使。他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并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中村，他把队伍停下来。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

这时传来两条消息：一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只是被免去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根本不是被“开除党籍”；二是得知在湘南暴动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被敌人追着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这样一来，难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成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接应者。

当时，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毛泽东在中村得知朱德已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便兵分两路，一路由袁文才率第二团向资兴方面前进，迎接南昌起义部队上山；毛泽东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截击尾追之敌。

在毛泽东掩护下，朱德率领的部队于4月26日到达砻市。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砻市。毛泽东当日即前往龙江书院会见朱德。朱德闻讯立即和陈毅、王尔琢到门外迎接。毛泽东迈着矫健步伐走上前，紧紧拉着朱德的手说：

 

“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疾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的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的转移。”

 

两位伟人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朱德率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能如此从容、迅速，完全得益于两位伟人，早已心心相印。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得知井冈山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了。”

 

1928年4月，粤、桂、湘军阀勾结起来，以七个师兵力，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优势敌人决战，朱德和陈毅果断决定向井冈山转移。

真是天赐良机！在朱德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竟然已经下山了。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掩护下，朱德上山，自然“从容”、“迅速”。

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是毛泽东、朱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例证。

两位伟人，两支队伍，他们登上井冈山的道路，尽管经历不完全相同，时间有前后，地点有差异，但在他们千里转战，所经历饱受的考验中，却有如此多的相同或相似，这不是历史奇迹吗？

 

 

 

四、“朱毛红军”诞生，诠释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年井冈山会师的参与者粟裕，在解放后，他在回忆录中深情的写道：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决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粟裕的总结，高屋建瓴，一言中的。朱毛会师，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历史表明，没有井冈会师，就没有人民武装的会聚、融合，就没有从星星之火到腾飞发展之势。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朱毛举起了一面坚持武装斗争的大旗，为建军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是的，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到朱毛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的诞生，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演绎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都是叙说一个永恒的真理：

 

“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语）。”

 

让我们听听，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前辈和习近平同志的心声吧：

 

 

打响第一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周恩来曾经说：

 

“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这在大方向是对的。”

 

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个丰碑。1927年7月25日，他临危受命，担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1961年，他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参观中，周恩来对自己的贡献，一字不提。

1959年1月，贺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说了一段深情的话：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前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南昌起义的妖风，肖克同志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说：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听党指挥的贺龙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征求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意见，贺龙说：

 

“我完全听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解放后，他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写道：

 

“在强大的敌人不断进攻的面前，创造与建设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使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经历了一条非常困难曲折的道路的。我们所以能够不断克服严重困难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

 

 

 

 

陈毅元帅的心声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学习深造，更何况他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20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

 

在起义军西进征战中，不少人员纷纷离队，唯有陈毅任党代表的73团，逃跑人员最少，朱德问他，是什么原因保持部队稳定？

 

陈毅回答说：

 

党支部的作用。

 

当时和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要我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那时，还不懂把支部建在连上，一切活动都靠党员和士兵群众接触来进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亲历南昌起义》，第308页。）

 

解放后，陈毅在上海工作时，在一次作报告中曾说：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

 

 

 

 

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

 

毛泽东对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论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至少有这两段：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毛泽东对红军壮大成长的总结，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永恒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总结。

习主席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这既是习主席对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总结，也是新时期对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宣誓。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把“听党指挥”作为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目标，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主席说：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

 

习主席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特别强调：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加强党的领导，永远听党指挥，永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当前，世界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人民军队正处变革重塑紧要关头，挑战和困难不会减少，要应对和战胜风险，更需要自觉运用习主席强军思想，解决实践中新问题，推动强军实践取理新突破。

今年是朱毛井冈山会师九十周年，纪念朱毛井冈山会师，发扬南昌起义精神，就是要求我们把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火种，把红军的红色基因，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质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为 建设世界一流等军队，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

 

（刊登《党史文苑》2018年10期）

 

附录2  井冈山的道路

（摘录刘上洋《高路入云端》）

 

井冈山斗争离现在己经九十多年了，但这段历史并没有消失，井冈山的道路，仍然展现在五百里井冈，中华神州大地……

 

作者此文一个着力点，也是今天党建学习的一个亮点，就是“让历史鲜活起来”！

 

 

一

 

在井冈山，最撼人心魄的是黄洋界的路。

井冈山人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65年5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是翻越黄洋界的公路重上井冈山的。

 

山路弯弯，毛泽东乘坐的灰色吉姆小车，沿着茅坪通往茨平的公路蜿蜒而上。头顶上就是闻名遐迩的黄洋界。抬眼望去，橙黄色的公路就像一条巨龙在山间盘旋，它一会儿游弋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一会儿又钻藏在深不可测的峡谷里，最后把头一昂伸向了山顶的浓重云雾之中。

真是好一条神奇多姿的天路。真是好一个雄伟险峻的黄洋界。

 

也许是因为千里来寻故地心情感到分外激动吧，当小车一到黄洋界，毛泽东没等警卫人员过来就自己打开车门出来了，随即向人家一挥手，带头迈开大步朝山顶登去。

此时的黄洋界是一片云的海洋，白色的波涛一直滚向无边无际的远方，一座座山峰浮在其间，看上去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毛泽东站在峰顶上，迎着飒飒的山风，极目远眺，然后他大声地对着随行人员说：

 

“这就是黄洋界，当年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首。”

 

洪亮的声音，夹裹着一股亲历者的骄傲和自豪，久久在山间回荡。

凡是熟悉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黄洋界有着特殊的分量。

 

与宽阔公路相互呼应的是黄洋界上那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在离哨口不远的小路旁，长着一棵高大繁茂的荷树。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沿着小路从宁冈挑粮上山就经常在这棵树下歇息。比起陌生的公路来，毛泽东对这条小路再熟悉不过了。他熟悉他的崎岖，熟悉他的曲折，熟悉他的陡险，熟悉他的艰难。在这条小路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足迹，也不知洒下了他多少汗水，也许这只有路边的那棵荷树知道，只有路边的那些石草知道。可以说，这条小路是井冈山往昔血与火峥嵘岁月的见证，又是今天宽阔公路的拓展和延伸。大路当从小路来，坦途亦从崎岖始。没有过去的这条坎坷小路，也绝不会有今日这样宽敞的公路。

可不是么？在前进的道路上，像黄洋界这样艰难险峻高入云端的路我们都能翻越，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样更高更险的路我们不能跨过呢？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二

 

如果我们往深处想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高路，看起来是指黄洋界的路，其实是指他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

 

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来说，井冈山无疑是胜利的起点。

而起点往往是最艰难最险恶的。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这次重上井冈山，也是沿着当年的路线行进的。

还是那山，还是那水，还是那桥，还是那村。现在看来这条路是那么的清晰，而在当时却是那么的模糊。

车轮滚滚，毛泽东的心潮也随之滚滚。

 

他想起了“八七”会议。在武汉的一间房子里，他指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实行武装暴动。随后，他就主动请缨，夹着一把油纸伞来到湘赣边界的山区，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

 

车窗外，是不断晃过的田野和山峦。大地一片葱绿，阳光格外明媚。毛泽东不由地几次转头朝北望了望。他又想起了文家市。

在这个只有百余户小镇的一所名叫里仁的普通学校里，他主持召开了一次极不普通的会议。由于秋收起义的原定目标是攻打长沙，因而在进军途中遭到强敌的攻击，部队伤亡惨重，迅即有5000人锐减至1500人，起义军究竟向何处去？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长沙，带领部队改向罗霄山脉中断转移退却。

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转移，也是一次决定起义命运的退却。但是转移是为了寻找新的方向，退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于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在这次转移退却中渐渐露出了一些端倪。

 

吉姆车在江西永兴的山谷里穿行。两岸青山夹着一弯碧水，映衬着蓝天白云，不似图画，胜似图画。毛泽东一会儿朝前看看，一会儿微微闭上眼睛。当他得知前面不远就要到达三湾时，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表情，当年的情景又重新呈现在他的眼前：

由于连续行军，长途跋涉，士兵掉队的掉队，逃跑的逃跑，加上在萍乡芦溪遭遇敌人的阻击，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到达三湾时只剩下700多人。悲观失望和怀疑动摇情绪如瘟疫一般在官兵中蔓延，部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里，他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成一个团，同时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官兵平等。然后又在村头那棵千年红枫下向部队发表了鼓舞军心的讲话。从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三湾改编，减少的是数量，得到的是质量，改掉的是落后，得到的是新生。改编，是一种重塑，是一种壮大，是一种发展。

 

过了三湾，就是古城了。这座小镇原是宁冈县城所在地。毛泽东不由地多次掀开窗帘，凝望着绿荫掩映的这座不平常的建筑。他永生不会忘记，就是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当讨论部队往哪里扎根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井冈山不仅山深林密，远离城市，交通不便，而且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群众的基础较好，是最有利于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好地方。所以会议最后决定把井冈山作为秋收起义部队的立足点。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正确决策。就这样，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重心也由此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移。

 

小车在继续前进，离井冈山越来越近。回忆的闸门也穿越时光的隧道，不断在毛泽东深邃的脑海中打开，那可是一段艰险困苦至极而又辉煌难忘的岁月啊。

在大仓村，也就是古城会议后的第三天，他带着几个人，不拿一枪一弹，冒着杀机四伏的危险，同袁文才进行会面，并在此后开启了我党将绿林武装改造成为工农革命军的先河。

在荆竹山，他站在一块巨石上，郑重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是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铁的纪律部队的庄严奠基。

在反敌人的数次“围剿”中，使他这个“从未想过要打仗”的一介书生，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了五斗江和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在龙江岸边，他热情诚挚地欢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来到井冈山，两双巨手紧紧相握，两只铁军胜利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广大农村，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颁布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一个个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五百里井冈及其周围地区连成了一片红色。

在敌人的严酷封锁中，他和普通士兵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睡的是干稻草，穿的是破军衣，过的是苦到了极点的日子。

在茅坪的八角楼上，他在那盏昏暗的油灯下，不停思考，奋笔疾书，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两篇著作，鲜明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疑问，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危难、奋起、挫折、成功，这一桩桩、一件件，此刻一起涌上毛泽东的心头，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光又朝向了车子前方不断延伸的路。

是啊，井冈山的路不愧为革命的胜利之路，正是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开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率领我们党夺取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的漫漫征途；从井冈山这样一块巴掌大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执掌政权，这难道不是一条比登天还难的高路么？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绝对攀登不了的，但毛泽东攀登上去了，并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胜利道路上的第一座高峰；井冈山，毛泽东叱咤风云铸就辉煌的第一个舞台。

没有井冈山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井冈山 就没有毛泽东。

 

三

 

历史留下了这样难忘的一幕。

在重上井冈山期间，有一天毛泽东沿着一条砂石路散步。当走到路的尽头，跟随的人员都以为他会转身往回走，谁知毛泽东却继续朝没有路的一座山头上攀去，他一边拄着一根竹子拐杖，一边笑着对大家说，秋收起义时因为长时间跋山涉水，我的脚烂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拐杖上了井冈山的，现在，我也要借用一下这根拐杖开路前进。

 

这是又一条高入云端的路。这是一条比井冈山道路更艰险也更伟大的路。

应该说，初期的探索是顺利的，也是颇有成效的。

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刚刚响过三年，被长期战争炮火摧毁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紧接着156项重点工程破土兴建，整个中国大地呈现一派蓬勃生机。

与此相呼应，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也如火如荼，公司合营和国有化浪涛汹涌澎湃，农业合作化在广袤的田野上轰轰烈烈的展开。

 

也许是因为被开始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所感染所鼓舞，也许是因为把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估计的太容易，一股自信的豪情像战争年代那样，又一次在毛泽东的胸中奔腾开来，他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创造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奇迹。

然而欲速则不达。仅仅一年之后，整个中国便陷入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出现了第一次曲折和危机。

 

毛泽东依然在没有路的山头上攀登着，尽管汗水湿透了衣背，他不但不停歇，而且连头也不回，神态是那么的执着。

山，一重接着一重；峰，一峰连着一峰。内忧、外患，就像眼前连绵起伏的山峰一样，不断向毛泽东涌来。但井冈山铸就了毛泽东山一样的性格。尽管前面充满了艰难险阻，他也要义无反顾地捍卫他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探索和前进。

 

今天看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与其说是一个伟大胜利者的凯旋，不如说是他夺取全国胜利后的又一次勇敢探索。

今天看来，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正确以致错误的思想和做法，但有一点是丝毫不能怀疑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着重大弊端，甚至在有些方面误入歧途，但对于他来说，他却是始终坚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认为这条道路很长很高，一直通向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

是因为如此，再重新面对巍峨雄伟的井冈山时，毛泽东又一次发出了他生命的呐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高路入云端的又一个新诠释。这是高路入云端的又一个新号令。

 

（摘自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一座山的回响》）

 

 

 

后记

本书的主题是说“信仰的力量”，两篇附录，其实更是对“信仰力量”的生动注释。

中国共产党何谓伟大？

毛泽东何谓伟大？

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何谓伟大？

十分重要的原由，在于能忠诚信仰，坚定理想，坚守初心！

在革命时期，信仰——是老一辈革命家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在今天，信仰——更是我们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伟大的精神动力！

在当前，无任军队还是地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腐败分子？

有的人有钱、或有了权，为什么总想把子女送到外国去，把钱存到国外去……

甚至共产党的干部，也象西方人那样，开始信仰起上帝……

我们百年大党，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确保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应该是我们每位中共党员，必须回答庄重政治考题！

笔者编著此书，仅是作点“添砖献瓦”的小工作。

最后特别要感谢研究会的同仁，是他们对此书编著给予帮助与鼓励。

要特别感谢中基控股集团江西分公司，他们出予对红色文化宣传的厚爱，近三年来，为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活动，多次给予经费支持。

书不当之处，再次欢迎热心者批评指正。

 

笔者        

2020年7月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