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头的枪声

 

——研读南昌起义史料札记

 

 

周根保编著

 

 

 

 

 

题    记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

 

——习近平

 

 

 

 

自   述

 

2017年初，为了向建军九十周年献礼，笔者把近些年关于南昌起义研究的几篇文稿，整理成册，冠名《不朽第一枪》，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予的评语是：

 

“本书是江西省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数年来致力于南昌起义及伟大精神传播与研究的丰硕成果，由散文、故事等文学载体组成，全书热情讴歌了我党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丰功伟绩，介绍了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轨迹，以不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少数人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否定与置疑，全书史实翔实，形象生动，客观权威。”

 

因涉及党史军史内容，江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已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报备"。

2017年底，笔者针对有的纪念南昌起义九十周年的作品，对南昌起义有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又作《军魂永驻：解读南昌起义》一书，在内部交流出版的同时，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因涉及党史军史重大内容，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也只好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报备”。

其实，在今天，凡涉及党史军史国家史重大题材的作品，都必须向国家总局“报备”，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报备”是比较艰难批得下来的。

何况，像笔者这样水平的文章，笔者又毫无学术背景，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惊喜。

但欲罢不能，笔者看到那些对南昌起义误读的宣传作品，内心总有一个东西在涌动，不吐不快，不写不安，哪怕明知这是“不可为而为之”，也说服不了自己。

“不可为之而为之”，什么原因呢？是名利的追求吗？当然不可能……

笔者是一名年逾七十岁的退休人员，能求什么？能得什么呃……笔者自已也说不清楚。

更何况，这样涉及历史的书，就是文笔再好，也少有人涉及；笔者曾多次留连书店，涉及革命史方面书，少之又少，南昌起义方面书，更难见到。

有一位很有作为的编辑，曾深有体会地告之笔者，弄这些东西，是“出力不讨好的事”……

然尔，犹豫再三，笔者还是动笔了……

习近平同志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对南昌起义历史的地位，作出了全新定论。他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南昌城头的枪声” 定为“党史、国史、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是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科学总结。十分值得史学家们高度关注。

笔者认为，高呼“看齐意识”的史学家们、文艺工作者，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指示，尤其讲好事关“党史、国史、民族发展史”的南昌起义的故事，是当前史学界，文艺界落实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最具体，最接地气的工作。

然而，时隔一年多，对南昌起义的研究，少有权威人士的声音；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过去了，八一起义的研究工作也悄然无声了……

笔者不是学者，更未从事过文史研究工作。2002年10月，从部队退休，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开始研读南昌起义方面史料。

人们读书的感受有两种：一种是看完这页急着看下页，一种是看完这页硬着头皮翻下页……笔者属后种。

笔者一生，从事军队基层军事管理工作，不善文字。为了宣传八一文化的需要，这些年，笔者也写过一些读后感类文章，有的还在相关杂志上发表。2015年，笔者编著《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已出版。

近些年，对重大题材的把关，有了新的规定，这本是件好事；但因为把关而给史学方面的创作，带来一些出版方面的困难，应该不是制定政策人们的初衷……

这篇随笔，不是学术论文，也不能称作文史资料，更没有全面、系统……

这里提供的，只是一幅幅八一文化的拼图；而这些一幅幅拼图的组合，意在八一文化的一种展示。

回望笔者十几年研读八一文化的经过，引领笔者在“八一文化”道路上行走的力量，是三位笔者十分敬佩的人物：

第一位是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吴新雄，他在笔者即将从南昌军分司令员岗位卸职的2002年初，邀请笔者为八一广场改造副总指挥，委托笔者专题进行八一文化的研究。他说：

“八一文化，是南昌人民的精神财富，作为在南昌工作的同志，有责任去弘扬这个文化。”

他还说：

“你一生当兵，又长期在南昌工作，研究八一文化，应是你退休生活中有意义的一件事。”

他为笔者研读八一文化，不仅提供了精神动力，还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此，笔者开始了八一起义史料的研读；

第二位是笔者在赣州军分区任司令员时，结识的吴昌德将军，他是赣南人，笔者开始八一文化研究，他在成都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笔者拜访吴将军时，他说了一番话，笔者记忆忧新。他说：

“研究八一文化，八一精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特别在当前这个时代，更有可为，但研究一定要有自已的抓手。”

随即他向笔者介绍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工作经验，对笔者如何开展研究，提出了建议。吴将军曾任总部政治宣传部长，后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付主任，他在任期间，笔者专程赴京汇报，得到他的许多指导；

第三位是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2014年，笔者荣幸向他汇报过八一精神研究的心得，得到他的热情的鼓励，他给笔者说的一番话，给笔者研究八一文化，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他说：（大意）

南昌起义除了建军的伟大意义外，还有两个意义对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性。一个是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及其对今天的启示；一个是南昌起义所突出表现出来的而今天又特别需要发扬的革命精神。

他还特别针对社会上对南昌起义“失败论”观念，表述了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南昌起义，有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败的一方面。从成功方面讲，除打响第一枪，诞生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外，主要表现在起义后期朱德、陈毅的实践活动上，包括“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等，他们在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军队的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探索，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冷主任的话，和史学界传统观念，有三个重大区别：

一是研究南昌起义，不能把“第一枪”与“上井冈山”割裂开来；

二是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意义，和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一致的；

三是南昌起义表现的革命精神，是革命前辈，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所表现出来最为宝贵革命精神，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发扬的崇高精神，今天仍然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

三位引领者的话语，给予了笔者通往八一文化，八一精神研究的精神动力和具体指导，尽管笔者的身份和资历，注定了笔者的脚步是蹒跚的，但这份力量，一直鼓舞着笔者，在“不可为而为之”的道路上行走着……

   本作在叙述南昌起义的内容上，为了避免“喋喋不休”的老话重提，对八一起义中，耳熟能详的事件，尽量少说；对已形成共识的话题，也尽量简洁。

本书叙述的八一故事，八一文化，是笔者试图用一名老年读者的眼光，去审视那辉煌的历史壮举……

笔者认为：从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南昌起义的初步决定，到1928年4月28日，朱毛井冈山会师，历时二千七百个日日夜夜，有成功，有失败，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几十年来，史学家、文学家已写了许许多多的著作。许多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

笔者从这些作品，提供的丰富南昌起义史料研读中，深深感到：

八一起义壮举，所创造的八一文化，八一精神，似一部无言的大书。

阅读这部大书，不仅仅是了解八一历史，缅怀八一前辈，追忆八一传统，使人们腾生敬意、感慨，更是给读者信念的洗礼，斗志的激励，血性的升华，动力的催生。

习近平总书记对八一壮举的总结，更使笔者耳目一新，他在建军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中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习主席对“第一枪”的历史定位的讲话，振聋发聩，给我们研究南昌起义，提供了基本遵循。是我们澄清南昌起义研究中许多误区的理论指南。也是笔者深入研读南昌起义历史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作，只是在自己原有研究文稿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它的内涵，难免会有重复之处；此稿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也难免会有相同话语；有此观点，随着笔者研读的深入，与笔者过去的文稿，也有不同之处。

其实，这只是一个老年读者的一孔之见，仅供给读者参考。

 

 

 

 

 

 

 

 

 

 

 

 

 

 

开篇：走进八一广场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江西省、南昌市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和宣传，历来都十分重视。当年邵式平省长，说了一段十分动人的话，他说：

 

“八一起义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的人民军队就是从这里站起来，打出去的。打了二十多年，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对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呀。我们江西人，南昌人，有责任把这场斗争中可歌可泣的历史匕事件，不怕牺牲、顽强奋战的革命精神，真实地写出来，向全国人民汇报，同时教育我们的后人。”

 

老省长的一席话，今天仍不失为我们做好宣传南昌起义的动员令。

1977年，建军五十周年之际，南昌人民为了隆重纪念南昌起义，对人民广场启动了大整修，并更名为“八一广场”。经党中央批准，在广场南端，兴建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

无疑，八一广场，是英雄城南昌代表性景区；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是英雄城南昌标志性建筑。

笔者与八一广场，有两段引以自豪的经历：

第一次是1997年，笔者调任南昌军分区任司令员。在军分区领导的倡导下，南昌举办了“团聚在军旗帜升起地方活动”，时任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临南昌参加了纪念活动，笔者目睹了迟副主席向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敬献花篮仪式，聆听了迟副主席代表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发表庆祝建军七十周年的讲话，特别是留下了迟副主席与参加活动者的合影照片。

笔者还十分荣幸地在纪念塔前，引领参加活动的代表，进行“军人宣誓”。

第二次是笔者在南昌军分区工作即将卸任前，十分荣幸地参了八一广场的改造。

2012年，为了更好的展示八一历史，八一文化，南昌市又一次启动了八一广场的改造，围绕突出“八一文化”这个主题，八一起义纪念塔，加高了8.1米，塔顶军旗，增加了军旗的旗套，使纪念塔显得更加雄伟、挺拔，八一军旗更加鲜艳飘逸；

在塔前增加了金水河，河下是一个100米长的音乐喷泉，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更烘托出纪念塔英武之气、雄浑之魄；

纪念塔前东西两侧，按照“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这一主题，树立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红都瑞金、万里长征、敌后抗日、解放战争、钢铁长城”八块军史浮雕；八一广场的中心，设置了升旗台，重大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更鲜明地渲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伟大真理；

广场南部，铺设了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节选）”玻璃步道，步道采取内照明方法，夜间透出闪闪光芒，象征人民军队成长的闪光足迹……

笔者不仅参加八一广场的改造，而且长期参与了八一广场的管理，荣幸地被南昌市政府邀请为八一广场管委会副主任。

笔者曾目睹了一批批将军摇篮的国防大学年青将校军官，在纪念塔前举行庄严的宣誓活动；

笔者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响在耳边的青少年们在纪念塔前，一次次发问：

“当年为什么要举行武装起义？”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

建军九十周年，有的网民认为：南昌起义是不应该响起枪声，认为南昌当时并无“反动派”……

正如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有人在网上发文：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朝维新派获胜，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强大。

这些“如果”，不是新鲜的话题，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回答这个提问，离不开回顾那个时代的历史大背景。

中共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笔者参与八一广场改造和管理这许多年，站在纪念塔前，也一直寻觅的这个问题……

解答这个提问，只有把时针拨回九十一年前，拨到1927年那个南昌城。……

 

上篇：纪念塔前的追寻：

“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 

   

      导语

南昌起义发动的成因，总结起来，只有一个字：

     “逼”！

如果要讲复杂点，应该说两句话，一句是因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另一句是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屠刀下，认识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了重视抓枪杆子。

1924年至1927年夏，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大地。

岂料，风云突变，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国民党右派势力，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发动猖狂进攻。一时间，处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从此，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抉择。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两个带有根本性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南昌城头的枪声，坐实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沉默，没有退避，没有投降，他们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

笔者认为：深入了解南昌起义爆发的历史原因，是深入理解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前提。研究南昌起义，首先应弄清其历史背景。

 

（一）、历史大背景

 

对南昌起义爆发的历史大背景，史学家们有多种解读，笔者仅从以下三点，说说个人见解——

1、“思”：为什么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误判，是导致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的主因？

 

人们都熟悉那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离不开莫斯科，这是历史事实，然尔，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也全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所导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

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当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自已武装时，他却是不以为然，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种种历史原由，中国共产党对自已的武装工作，对抓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认识，确是迟了一些。

党史界对这个“迟来”的认识，做过种种评说，史学家的见解，笔者认为多是从中共党内，从自责的角度做文章。大多史学者，都是把责任推在建党第一人陈独秀身上，这是不公道的。其实，把视野放到全局看，造成这个“迟来”的成因，不在中共，而在莫斯科。前不久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颇受启发。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不辩的事实：

是美国用飞机、大炮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使中国人民遭受四年内战的灾难。这是人们的共识；而靠苏共卢布和武器扶持起的蒋介石，成为中国国民革命最高统帅地位的史实，成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却鲜为人知。

贺晓明在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因上，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误判”。

她在文章中写道：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共产国际对中共却实行的是‘家长制’”。

共产国际，“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条件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了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

 

她在文章中还列举了这样活生生的事例：

 

“蒋介石军费主要依赖苏联援助。1925年，苏联援助各类军火总值5604万卢布。1926年，苏联提供军火4批，共有4000支日式复枪与400万发子弹，1000把军刀，1.4万支苏造来复枪与800万发子弹，90挺机关枪，4000个子弹带，24门大炮。1000枚炮弹。1924年—1927年，苏联援助黄埔军校200万卢布，……蒋介石建军初期，依靠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北伐初期，蒋介石已具备8个军10万人的兵力，1927年已具备20个军25万人的兵力。”

 

她还在书中特别写道：

 

“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国民党右派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

 

贺女士的话不无道理。

人们从史实可以看到，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支持和看好的是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他在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武装力量。他们支持蒋介石谋得最高军事领导职位，而对中共的领导，却采取另外一种政策。

据原苏共中央解密档案披露，从1923年到1927年，仅仅五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会达122次，作出过738个决议，这期间，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135名顾问。斯大林他们是在依照攻打冬宫前的经验，耳提面命式地给中国革命开药方：

“共产党必须照以下几点行动：即……”

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实际上成了莫斯科上下拨弄的算盘珠子。

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离不开苏共的支持，共产国际促进第一次门国共合作，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迊来工农革命热潮迅速高涨……但造成大革命失败，苏共也应负全责。这也是不容置疑的，苏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因。

当然，也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判断。

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表示了极大愤怒，在1927年5月给中央起草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

“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

据聂荣臻《南昌起义》一文中写道：

 

“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已晚。……

7月12日，根据国际训令，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委员会。这次改组，虽说晚了一些，但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是共产国际，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推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是共产国际妥协退让政策，引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又是共产国际的改组党中央和“五月紧急"指示，促进了南昌起义的爆发。

 

2、“听”：老一辈革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为什么发动南昌起义，是怎么说的？

 

首先，听听毛泽东同志，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坦陈自己为什么要“上山打游击”的初衷：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金冲及著《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对策》，2019年，《炎黄春秋》第一册。）

毛泽东的话，深刻阐释了共产党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的原由。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过会议大厅，说：

 

“7月27日，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本该早动手……”，“直到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

 

朱德在《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

 

“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再不起义不行了，党士决定8月1日在南昌起义。当时，从决定起义到实现起义的时间是很短促的。现在看，决定要起义的时间是晚了一点。”

 

中共对军事工作的认识是逐步明确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我们党过去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就是不要军队，只有在军队中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一驱逐，进行清党，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独立团。”

 

朱德在《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南昌起义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习主席在纪念南昌起义90周年大会上，对党发动南昌起义历史原由，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总书记的话深刻诠释了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赶尽杀绝”，“命悬一线”的严重危机的关头，为挽救中国革命作出的正确决策。是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下的第一次伟大的觉醒。

批判的武器绝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醒悟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开始抓枪杆子，尽管迟了些，但总算是开始了！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嗒嗒的走着，内部每一个零件都开始转动起来了……

   

 

    3、“看”：南昌起义的先辈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在党的指示下，是如何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起义中的？

 

南昌起义，是在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此时，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此时此刻，敢于站出來反抗国民反动派的人，无疑是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最具代表的，应该是贺龙，他当时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追求共产党人的人生目标己经确定。1938年，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问贺龙：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击了蒋介石。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7月17日，贺龙率部来到大冶，在湖北华记水泥厂军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第一在全军干部面前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走。7月23日，贺龙率二十军到达九江，当晚谭平山会见了贺龙，当谭平山把南昌暴动决定告诉贺龙，征求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表示：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贺龙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党，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共产党，是要有超人的胆略和气概。

 

叶挺的部队，是南昌起义的基础力量，他的态度极为重要，面对党的指示，他毫不含糊，表达了坚定的支持。

叶挺面对乌云压城，局势日益恶化的局面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革命的警惕性，他一面进一步加强军事政治训练，一面想办法充实部队的革命骨干力量。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积极收容外地因受反革命势力迫害跑到武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安排到部队当各级骨干。湖南常德的共产党员粟裕，因遭反动分子追捕，从湖南跑到武汉，被安排到二十四师教导队。不到半月，这个教导队就招来1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

后来的实践表明：叶挺己是全局在胸，已作好随时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击的战斗准备。

 

在南昌起义将士中，陈赓更是杰出代表，他在黄埔军校时，曾在一次战斗中，把蒋介石背下火线，此时，如果投靠蒋介石。必然会飞黄腾达，但他却选择一条反蒋的革命的道路，成为从南昌起义中走出的一名共和国大将。

 

徐特立则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许多意志不坚定者纷纷退党的低潮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参加南昌起义。

 

郭沫若当时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时，他正在庐山，听到起义消息，就决定赶来南昌，下山到火车站，在已经没有去南昌火车情况下，请铁路工人用手摇车送他到南昌。

 

对南昌起义有特别贡献的叶剑英，曾对采访人说过他当时的心情：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竞跟着谁走？……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是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

他还说：

“我反蒋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的革命枪口要对准反革命。”

 

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南昌起义前夕，他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向党提供了汪精卫、张发奎企图借庐山开会之机，扑灭革命武装的阴谋。在汪精卫作出开始在二方面“清共”命令后，他再次来到九江，把这一重要信息写信密告周恩来，坚定了前委会最后定下起义决心。

 

和叶剑英经历有某些相似，走向八一起义川军名将刘伯承。他1926年5月，成为中共党员，领导泸州起义，是他入党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起义失败后，他来到武汉，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根据党的指示，他毅然来到了南昌，成为周恩来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的得力的军事助手。

 

这里，要特别看看苦苦赶队的陈毅和许光达。

陈毅原在武汉军校任党委书记，7月25日，军校改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4日，陈毅随教导团乘船从武汉到九江。当得知南昌暴动消息后，他便和排长肖劲，上路先朝东走，再拐到了南昌……

直到8月6日，他才到南昌，此时，南昌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后来，他在当地群众的帮助，终于在临川赶上了起义军。周恩来分配他到叶挺的73团当党代表，他成了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他曾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二十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下的心声。

 

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许光达，与陈毅走着相同的路。1927年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8月1日傍晚，从一个熟人那里知道了南昌暴动的消息，他顾不上拿什么东西，立即趁黑夜赶路，到8月6日赶到南昌，后得知起义军已离开南昌转移，他沿着抚河向南追去，8月13日直追到宁都城边……后来被叶挺部命为第25师任排长。

 

另有一批共和国将帅，因受南昌起义影响，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听从党的召唤，脱离了国民革命军，走上新的征程。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7月底，他随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一线光明，当晚他就悄悄离开九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的生涯，开始了人生重要转折，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

   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李立山、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他们当年大多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义无反顾地来到南昌参加起义……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有一批坚定信念的追随者，有一批听党指挥的党的精英，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博斗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面对凶恶的敌人，勇敢地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武装粉碎敌人的屠杀和进攻。

 

共产党人听党指挥，敢于斗争，勇于献身的崇高的政治品德和高度的政治自觉，是南昌起义暴发的政治基础。

  

 

   （二）、“第一枪”，在南昌城头打响的直接诱因

  

   19世纪20年代中期，南昌总共不到20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城墙。在南昌历史上，除了有个“八大山人”和《滕王阁序》外，没有什么令人自豪的东西流传下来，南昌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一个沉默的城市，多大的政治风暴，到了南昌，就像一缕青烟，悄悄散落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南昌人，已经习惯了不怎么引人注目的过日子。

然尔，进入1926年，特别是1927年，这里却上演了一幕幕壮烈的英雄话剧。

     第一枪，在南昌城头打响，它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因“东征讨蒋”，叶、贺奉张发奎命令，起义军己开进南昌。

 

这是南昌起义得以胜利举行的先决条件。

有一个文艺作品，把叶挺率部开进南昌，戏称：

当南昌人民热烈欢迎铁军进入南昌时，南昌守军警卫团长，挺身而出，拦着叶挺问：你是奉谁命令进入南昌？

叶挺则驾在马上，大笔一挥，写了“命令”两字……

铁军便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昌。

有一点军事常识人，都会把此戏称作儿童游戏。

叶挺在1928年在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中，写道：

 

“我们及贺龙的军队，奉张发奎的 命令向南昌一带集中。”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书，也明白地写道：

 

“我下令部队沿着南浔线（南昌至九江铁路）集结。”“那时我的部队中，叶挺的二十四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在南昌地区”。

 

史学界则一直认定，起义军从九江开赴南昌，是小划子会议商定的，这一说法，早是人们的共识。

然而，文革后，肖克同志曾带着他主编《南昌起义》一书，拜见叶剑英，问到小划子会议一事，叶剑英则说：

“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那时不可能说得很深。”还说：“我当时不知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他们讲，有什么动作告诉我。”

其实，贺龙的二十军，按张发奎的命令是进驻德安，贺龙部队强行开进南昌，则是根据党的指示，南昌起义实际需要。小划子会议，除商定贺部与叶部一起开赴南昌外，主要商定叶、贺不上庐山，不去参加张发奎的军事会议。

历史细节告诉我们：贺龙违命把部队擅自开赴南昌，这是南昌起义得以顺利举行的关键一举，它展示了贺龙、叶挺听党指挥的革命胆略，是南昌起义浓墨重写的壮举。

时任党中央决定借“东征讨蒋”的旗帜，借叶、贺部奉命开赴南昌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表现，为攻其不备，打响第一枪，创造了先机之利。史学界对小划子会议作用的过度解读，淡化了中央决策的重大意义；至于电影中那个极不庄严的起义军进驻南昌的演义，更是对八一历史不负责的表现。

 

中央武装起义，在南昌举行，还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则是张发奎开始在第二方面军“清党”。

 

在中共中央党代表张国焘到达九江的7月29日，他从九江连发两封电报给周恩来，要求“南昌起义要慎重”，“要待他到达后再定”时；正是这一天，武汉的反共首领汪精卫等人都赶到了庐山，作出了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4人的通令，要求第二方面军立即开始“清共”……

7月31日晨，当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应不应该举行起义”时，叶挺接到张发奎来电，称其“准1日到南昌"。

张发奎的电报使得漫长的前委会终于结束。南昌起义决定终于得到中央代表首肯。

第二方面军开始“清共”，应是点燃南昌起义的引火索……

 

在南昌举行起义，第三方面原因，是从当时客观情况看，南昌条件对我较为有利的。

   

    史料表明， 中央对武装暴动的决定，经过了反复的酝酿：

东征讨蒋的部队离开武汉之前，当时中央，对叶、贺部队的意图是借东征讨蒋之机，跟随张发奎回到广东，徐图发展。

当部队到达九江，发现了张发奎乃拥护已公开叛变革命的汪精卫后，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确定了部队进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确定起义地点，依据不同情况选择在九江或南昌。

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当时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武汉、九江和南昌。

在南昌举行起义，从当时客观情况讲是较为有利的。

这与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曾计划东征讨蒋有密切关系。

东征讨蒋，唐生智把张发奎推到一线，给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提供一个契机。

按照汪精卫的计划，东征分两路，一路是江北，沿长江以北向南京方面发展，以唐生智军队为基础；一路是江南，沿长江以南向南京进发，以张发奎部队为基础。

当时要在武汉举行起义不行，因为武汉像锅底，既不好守，又不能退。我方部队力量少，反动势力占优势。

九江也不行，九江几乎三面是水，后方活动地区也不大，相对不仅敌人力量比较优势，而且水上交通方便，敌人易机动。

南昌交通不大发达，地域广大，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因此，确定在南昌起义，地形对我有利。

特别从军事上说，当时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力量，在南昌，我军除了第二十军的七个团，第二十四师的三个团和朱德军官教育团一个营外，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三个团。而敌军六个团分属三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军官都不在南昌，没有统一指挥。我军处绝对优势，特别是我军进驻南昌，借着东征讨蒋旗帜，与南昌驻军均为友军，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起义战斗极易达成突然性。

笔者从史料中看到，党确定南昌作为起义地点，还有一个特殊有利条件：朱德曾在南昌任公安局长。

根据朱德在《朱德自述》（中央文献室编，2003年1月出版第六页）记载：

 

“鉴于我对南昌了若指掌，分派给我工作是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情况。”

“帮助组织这次起义，它是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

 

朱德奉中央命令，于21日到达南昌，便着手将敌驻军情况调查清楚，并标到南昌市区图上。27日上午，到达南昌的周恩来，下榻在朱德的住处，朱德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俯下身子看上一阵，说：

 

“好啊，朱德同志，你提供情况很重要，你不愧是我们的好向导，好参谋。”

 

从历史的结果看，朱德的确为南昌起义胜利立了第一功。

在起义当天下午，在总结起义战斗经验时，周恩来十分感慨的说：

 

“这座古老的重要城市，城防工事屡经修筑，朱培德曾吹嘘‘铜墙铁壁’，‘钢碉堡’的南昌，任何军队也难攻破，现在我们从战斗打响到全部战斗结束，不到四个小时，就是最激烈的各处巷战，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一个钟头，真是迅速惊人。究其原因：一是贺、叶用兵有方，指挥得力。二是指战员对起义有着强烈的要求，坚定的信念和很大的决心。第三也是更重要和最主要一点，就是朱德同志在这次起义前，做了细致的且是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贺、叶在指挥上有可靠的保证。”

 

贺龙同志说：

 

“我们攻取章江门内五路军指挥部门前的那座坚固碉堡时，敌人利用优势地形地物和机枪封锁住鼓楼那条必经之路，使我军无法前进。后按朱德同志拟定的军事行动蓝图行事，结果伤亡不大，很快就拿下了。”

 

叶挺说：

 

“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绘制的地图布置，贡院背后之敌，想从民德路溃逃，被我在水观音亭的部队炮火封锁而无法逃走，进攻松柏巷的坚固工事，也是按朱德同志提供的地图路线进攻，我既不费时也不费事，很快解决战斗。”

 

刘伯承最后说：

 

“在固若金汤的南昌，敌人长期占据的各个据点，确似铜墙铁壁一般。我们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全盘解决战斗，这与朱德同志在起义前紧张细致的侦查敌情，制定合乎实际情况的作战方案密不可分。倘无朱德同志的这些重要措施，就是四天四夜，也难以如此干脆利落的解决这场战斗。”

 

当然，南昌人民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也不可忽略。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十分重视争取南昌各界进步力量的支持，地下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动员群众，配合起义。7月下旬，在起义准备的日子里，起义军和当地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工作，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全城充满了热烈的气氛。

中共江西省委，在松柏巷盐义仓女子中学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做了动员。南昌起义战斗过程中，在党的前敌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中共江西省委动员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妇女会等，组织工农商等各界革命群众配合起义，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战斗的凯歌。

南昌注定要成为英雄城。南昌人民积极支援起义军的生动画面，将载入英雄城南昌的革命史册中。

 

二、是谁首倡南昌起义者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第121页记述：

 

1927年7月中旬

……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在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年谱》还记载：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

在人们共识中，南昌起义首提是九江谈话会，李立山是首先提出人。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质疑：

 

首先，它和《周恩来年谱》有很大矛盾。

 

《周恩来年谱》庄重地宣示了一个重要信息：

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于7月20日前，集体作出的初步决定。

中央作出南昌起义的时间，《周恩来年谱》尽管没有明示，但以下三个铁证可以表明，九江会议只是重提南昌起义，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决策，应在九江会议之前：

 

一是聂荣臻对在九江起义准备工作，有详实回忆。

 

他说：

“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传达”。他传达后，“就指定……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部队一部队去传达。”

聂荣臻还回忆，他参加了九江谈话会。在会议上：

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南昌起义》第197页。）

很显然，九江会议，是在中央决策之后，是在聂荣臻到达九江向部队传达之后。

 

二是与叶挺著《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有很大矛盾

 

叶挺1928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明确指出：参加会议者有聂荣臻；会上“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意见。（叶挺1928年著《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6月版，《南昌起义》）。

叶挺报告中这两点充分说明：聂荣臻后来的回忆是准确的；九江谈话会是中央决策之后。

 

三是南昌起义是九江会议第一次提出，与朱德参加南昌起义准备工作，也有很大矛盾。

 

朱德在《朱德自述》中说，我“帮助组织这次起义，它是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朱德自述》。）

 

一直追随朱德的赵镕也回忆说：

 

“我党以朱德同志，为起义的先行，与7月19日晚受领尖兵任务后即离开武汉，21日进到南昌，做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亲历南昌起义》第466页。）

 

试想，7月20日前，中央没有作出南昌起义的决定，朱德回南昌参加准备工作，从何说起？

                        

（二）

 

是谁首先倡导南昌起义呢？

 

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建军大业》第76页写道：

 

“关于南昌起义的提出过程，周恩来曾回忆说：

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

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

 

此时，周恩来正担任军事工作部长一职。

这一说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中央所在地武汉。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29日，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进行了一系列军事组织、联络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在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高潮的湖南发动武装起义。6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说：

 

“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十个区，派十名懂军事的干部，去做准备，根据政局决定进行暴动。”

 

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没有实现。

尹家民在《南昌起义纪实》一书中写道：

“中共中央改组后的两三天中，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有了秩序，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

在一次会议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

“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第四军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

周恩来明眸一闪：

“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时间紧迫，不能多讨论。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

当天晚上，周恩来连夜向军委工作人员进行了传达，于是第二天，聂荣臻等人赶到九江，开始了起义准备工作。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第一倡导者是周恩来，我们今天也没有掌握这个过程的全部细节，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逻辑推理，是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正确结论：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之一！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当然，如果史学界有新的史实补充修正，另当别论。

 

三、南昌起义决定，终于尘埃落地

 

史学家称，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第一大解放，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冲破莫斯科的束缚，作出正确的决策。

中共关于南昌起义的初步决定，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

这天晚上，周恩来急切来到中和里军委办公机关，连夜召集军事工作人员进行传达。

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第一个通知了叶挺同志……

刚刚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到达武汉的朱德，鉴于他对南昌了若指掌，于7月18日晚受领尖兵任务，于7月19日晚，即离开武汉，21日进到南昌，开始了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

7月25日，周恩来在陈赓护送下到达九江，召集相关人员，听取南昌起义准备相关情况后，于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南昌。

到达南昌当天，在南昌大旅社正式主持成立中央前委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的前委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并具体研究了起义的相关准备工作。前委把起义时间从原定28日推迟到了30日晚举行。

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起义的准备工作还剩下最后一笔——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了一股冷风……

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达中国，当他了解到南昌暴动消息后，他立即声明：“一切都应请示莫斯科。”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了中共常委会，会议传达了联（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可以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拉尔斯赛和我们其他署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是不能容许的。”

 

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特别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这封电报，是少有没有用命令的口吻，而是使用了外交式辞令，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苏共领导，也许对起义没有把握，但又不想承担责任，不允许苏联顾问参加起义的表态和关于共产党人从事政治工作的建议，则更表达了对起义并不看好的态度。对中国情况缺乏充分了解的罗明那兹，除了对执行电令几乎没有商讨的余地外，他特别强调，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前线同志，责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告诉。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当时位居常委第一号的张国焘身上。

此时，张国焘有点进退两难：早在1927年5月2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武汉政府反共右倾的情况下，曾力主反击，争取进攻行动，在7月24日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讨论南昌起义时，他是表示了赞同。现在叫他去劝说周恩来等一线同志，停止行动，有些不合适；但在目前苏共对南昌起义前景不看好的前景下，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国顾问不卷入起义，而且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支持，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下，他决心代表武汉方面到南昌走一趟。

后人对起义前前委会议，作了种种评说。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李维民少将，曾在2011年在《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尽管张国焘后来沦为叛徒，但当时他作为中央代表，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前方，对于能否实现起义计划表示犹豫(事后证明，南下广东的计划确实难以实现)，主张极力争取张发奎，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有的电影把张国焘描绘成反对南昌起义的反面人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笔者对李维民将军的话，持有相近看法。

张国焘坚持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主要原因，是他对张发奎政治态度的误判。

当时，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在张发奎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徐向前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张发奎当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称与共产党‘合作到底’。”

张发奎没有在汪精卫“分共”后，立即在自己部队中“清共”，因为他害怕这样做会使其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不利于其与李济棠、黄绍竑争雄。所以，当时，张发奎这时对于“清共”是处于观望、犹豫的态度，加之张国焘认为：如在南昌，与张发奎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到八千，在优势敌军的阻击之下，恐怕难于到达东江。

张国焘所料未及，这时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极力拉拢下，已倒向汪精卫。当29日晚庐山关于在第二方面军开始“清共”的消息传到南昌，张国焘在31日上午前委会上，不得不表示： “服从大多数意见”，会议立即决定于8月1日凌晨四时起义。后因叛徒出卖，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2时……

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另外原因，还因为当时我们起义军还没有和张发奎完全决裂；张国焘对南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实际情况，又缺乏了解。

于是他拿着共产国际指示这个尚方宝剑，借代表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参加南昌起义的决策，会议当然不能不用多数否定少数意见来决定，所以他有很足的底气，尽管大家都激烈表示了反对，周恩来也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但张国焘还是张国焘，没有他的首肯，南昌起义第一枪就难于打响。

南昌起义最后的决定和发动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斗争中，已经开始独立思考，这是中共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表明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束缚，能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作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策，勇敢迈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尽管这是蹒跚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继续探索前行……但是，这是何等的政治勇气！这是何等的敢当精神！

1959年1月，贺龙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坐在周恩来办公室沙发上，深情地说：

 

“起义前夕，全国性的反共逆流汹涌扑来，要不要进行武装反抗，直接关系着党的存亡和革命的成败。”“而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又派来了张国焘，张以中央代表身份，拿着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竟然提出要等张发奎和起义无胜利把握，可以解散回家的主张，当时就激怒了大家，周恩来还生气的拍了桌子……可以说，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坚定，是起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起义很可能会夭折。”

 

贺龙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大气浩然的英雄气概，跃然于纸上。

尽管前委会延长了一天，尽管起义推迟了一天，但前委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终于作出了“还是干！”的决策。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说服了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错误意见，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

至此，终于隐隐闻到了远远飘过来的硝烟气息。

 

 

中篇：军旗下的沉思：

南昌升起的军旗，是怎样插到井冈山？

 

 前言

 

建军七十周年之际，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南昌题词：

 

 “军旗升起的地方”。

 

南昌起义，诞生第一支人民军队，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正式确定，确有一段复杂的经过——

八一军旗的确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南昌起义最崇高的荣誉，它倾注了毛泽东同志对南昌起义的特殊情感。

1948年初，毛泽东预见全国胜利即将来临，指示解放军总部提出我军军旗方案，总部从各地上报的各种方案中，确定了十二种，供中央领导参考。

周恩来回忆了这一过程。他曾向有关同志说：

 

“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毛泽东在军旗审定方案中，亲笔写道：

 

“中国人民军队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他还说：

 

“在军旗上加‘八一’二字，表示人民军队建军的日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尹家民著《南昌起义纪实》，2007年版，第4页。）

   

毛泽东一言九鼎，八一军旗的方案，得到了基本的确定。

文革中，当有人企图把秋收起义发动的九月九日，改为建军节时，毛泽东给予了坚决抵制，他说：

 

“胡说！”“什么九九建军节？他们胡来，懂个屁！南昌起义在前，秋收起义在后嘛！”

 

这件事1933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作出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江西人民出版社，罗政球著《红色感叹号》，2009年8月版。)

 

军旗，是军队的荣誉，是军人勇敢和光荣的象征，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象征，军旗的确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庄重的肯定。

 

军旗，也是笔者人生的风向标。笔者在笔者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顺利还是挫折，军旗都给予了笔者前进的力量……

笔者凝望军旗，总有一种复杂的浮想：

军旗是怎样从南昌城头升起？

军旗是怎样插向井冈山？……

 

一、第一面军旗，在南昌城头升起

——打响“第一枪"的那些事

 

习近平在建军90周年，在沙场阅兵讲话中，首先说：

 

“90年前今天，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诞生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自然，这支军队打的旗帜，堪称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南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人民应以此引以为豪。

肖克同志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你们应该把八一起义宣传到深入人心，要让每一个市民都熟悉那段历史，这样他们才会为生活在这个英雄城市而感到骄傲。”

翻开南昌起义画册，人们会惊奇地看到，震惊中外的“第一枪”，旗开得胜，出人意外的顺利……

 

起义战斗打响之前

 

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后首创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尽管起义准备时间十分仓促，起义战斗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关键在起义领导人根据特殊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办法：

 

1、设置了特殊的指挥体系，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员指挥才干。

 

基于贺龙在二十军特殊地位(“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之神人”)及二十军的特殊情况，（共产党员少，成员复杂。）任命了当时不是党员的贺龙为起义总指挥，不仅有利二十军的稳定，更有利发挥贺龙军事指挥才能。

当贺龙听说把总指挥大权交给他，禁不住说：“好，我服从！”

周恩来敢于将还没有入党的贺龙委任为总指挥，这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胆略。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进步武装力量，始终团结在党的前委周围，沿着中共指引方向运动。

任命了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作战指挥能力的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这充分体现周恩来的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军事参谋团是起义军最高军事决策、指挥机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刘伯承开始出于自己声望和资历，不肯担任，经周恩来一再做工作才答应下来，由于刘伯承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充分发挥了参谋团在起义中组织指挥的作用。

起义中，周恩来把刘伯承派到贺龙指挥部，协助贺龙一块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战，体现党对起义指挥的绝对领导。

贺龙和刘伯承，在接受任务时，尽管都感到尴尬，实战证明，这是周恩来用人智慧的生动体现，既弥补他本人对军事指挥不是专长的需要，又使贺、刘的军事才华，得到充分展现。

 

2、适应特殊条件，作出了特殊的作战布署

 

城内守敌6个团，分别为三个军的建制，南昌守敌总指挥朱培德及师以上军官，都上庐山疗养；加之敌我双方同属北伐军系统，官兵中有的还同是黄埔军校同学，作战条件十分特殊，所以起义前侦察敌情等准备工作，多采用会朋友、访友军等名义进行；区分作战任务则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法，将敌人六个团的攻击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

战斗打响前，各部于31日晚以移防、打野外等名义接近敌军营房，进入预定位置，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效果。

 

3、利用朱德在滇军中影响，设宴拖住两个团长

 

守敌六个团中，除总指挥部警备团外，战斗力较强的属滇军第三军的两个团，前委利用朱德在滇军中的威望，密令朱德，在起义当天晚上，以请客为名，把两个团长拖住。直至深夜，后因叛徒告密，两个团长才匆匆赶回营房。朱德为起义首建奇功。

 

4、果断处理意外情况，确保战斗准备有序推进

 

起义准备，可谓一波三折。战斗打响前，发生两件意外事件：

一是第十师与贺龙部打起来了。因驻地矛盾，蔡廷锴的十师与贺龙教导团，发生纠纷，第十师部队不仅打死贺龙部队一名军官、一名学生兵，还抢走贺龙教导团军马。顿时闹得十分紧张，(第二天武汉报纸大肆进行了宣传。)指挥部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及时平息了风波。

蔡廷锴因参加庐山会议，于8月1日8时赶到南昌，周恩来亲自主持，贺龙、叶挺和蔡廷锴一起，商议了处理办法，使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二是贺龙部一名副营长，向警备团团长告密，造成了起义准备工作的被动。

朱德得知走露消息后，立即赶到起义军总指部通告贺龙，周恩来果断作出起义提前两小时的决定，起义军作出了应对措施。

叛徒告密，尽管给起义军带来一些麻烦，但起义军做到敌变我变，使起义准备工作有条不稳地推进。

 

5、为了应付意外，组建贺龙手枪队

 

据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披露，贺龙在1959年一次谈话中，说到手枪队一事。贺龙说：

总指挥部“楼下右边房子是手枪队、警卫连。实际上是有两个手枪队，一个步枪队。”

据手枪队队长陈昌儿子陈龙狮，写文章说：

我父亲名叫陈昌，他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陈昌在国民革命军任职，他被上司引荐给贺龙，说他人品好，非常忠诚，武功了得，还会玩双枪，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于是陈昌20岁便任上尉侍从副官，负责保卫贺龙安全。南昌起义时，贺龙为了确保指挥部和起义将领们安全，特组建“手枪队”，以便紧急时候调用。

贺龙手枪队，每人配双枪，从全军调选军事素质极高人员，成为起义军一支特殊的神密部队。

战前的南昌，气氛越来越紧张，起义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秘密进行着……

 

战斗打响之后

 

南昌城头的枪声，已经越过了九十多年了，起义战斗的烽火早已渐行渐远，掀开那一幅幅尘封的历史照片，展现在我们眼前那震惊中外、壮烈的战斗画面，宛如一座座警钟，无时不在撼动我们的心魂……

 

谁打响了第一枪——

 

预定在8月1日凌晨二时打响，谁知又发生了意外情况：

过了12时以后，省政府大院内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此时传达室老工友辜德元，被屋外叮叮当当的武器磕碰声惊醒，披着外衣出来一看，见是府卫队百八十人，全副武装。就问带队连长：“深更半夜，你们这是做什么？”连长不耐烦的告诉他：“没你事，我们是去打野外！”他们已经知道叶、贺要组织起义，省府卫队慌了，想从省政府民政厅后面溜走。

当后门打开后，一队黑黢黢的队伍从里面出来，很快被二十军巡逻哨发现，连忙拉响枪栓，喝问口令，两边的口令当然对不上，接着两边就对射起来。到底是省府卫队士兵先开第一枪，还是贺龙部队士兵先开第一枪，这事谁也说不清。

但缔造了一个崭新军队的暴动，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局部遭遇冲突中，首先打响了！

枪声就是命令，江西省政府后门传来的枪声，恰似早产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比人们预料要早近两个小时来到了人间！

 

在藩台衙门战斗——

这里是起义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地方。

 

朱培德总指挥设在章江路的藩台衙门。这里守敌一个警卫团。第二十军指挥部与敌军总指挥部地处邻街，距离约200米。到达敌军街中心有一座高达十二、三米的鼓楼，鼓楼下的洞门是进攻必经之路。

敌警卫团，事先得到叛徒告密，已在端表楼上架起6挺水机关枪，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古楼洞门。由于战斗提前打响，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尚未赶到。为防敌逃跑，贺龙急调手枪队冲进鼓楼洞，封锁住敌指挥部大门。

十五分钟后，主攻部队一、二团赶到，敌紧闭大门，龟缩在制高点上，向起义军射击，起义军进攻受挫，贺龙急令贺锦斋：“你快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冲！”贺龙说的基本连，是指5连和7连，这两连战士都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老兵，现在又装备良好，专门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贺锦斋把队伍带到指挥部前面的十字街口，命令战士卧倒，抱着枪横着身子在地面上向前滚。原来，敌人的水机关枪只能水平射击，不能朝下打，战士们滚着前进，滚一滚，停一停，两百多米长的小街，竟滚了个把钟头，当滚到距敌机枪阵地十几米时，突然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被我们突如其来地冲锋，吓得仓惶失措，掉头就跑。此时正面攻击的战士们，奋不顾身从民房屋爬上鼓楼，居高临下向敌军猛烈射击，把敌人压缩在指挥部院内。贺龙一面令部队正面攻击，一面急调五团增援，迂回到敌军驻地侧背，翻墙跳进院内，形成前后夹攻之势，敌走投无路，全部缴械投降。激战近三小时。

 

顺化门外战斗——

 

顺化门外大校场老营房敌军一个团，刚从湖口进驻南昌。

第二十军教导团换防后，第一总队战斗力强，驻在营房外西北墙边一个庙里，从那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营房正面，其它三个总队驻进靠敌营北边，与敌营只隔一道一人高矮墙。战斗时，只要翻过墙，便可直捣敌军住室。

下午，团长和参谋长带领各总队长去敌团拜访团长，借此侦察敌情地形。

敌团长外号朱胡子，接待特别热情，毫无戒备，将团驻地、配置一一介绍，在辞谢敌团长后，指挥员对敌军情况了如指掌。晚上敌团士兵穿着白衬衣做游戏，起义部队战士站在周围观看。

凌晨一点多，市区传来枪声，团长下达命令，开始攻击。

战斗完全按原定计划进行，敌人陷于慌乱之中，一部分未起床，来不及摸枪还击便做了俘虏。

此战斗，教导团仅伤亡一人。

战斗结束后，教导团又派出部队配合第六团和第十一军十师，共同对驻在附近的敌八十团展开攻击，大部敌军被歼，余部向进贤方向溃逃。

 

贡院战斗——

 

贡院，坐落在东湖之滨，原是清代科举考场，敌一个团驻扎于此，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负责攻击这部敌人。

城西二十军传来枪声，团长率二营向贡院敌军采取包围形势展开攻击。敌人抵挡不住，慌忙向北沿湖边逃窜，迎面遭到起义军埋伏在水观音亭火力阻击，敌又折向七十二团团部方向攻击，正当敌人向团部门口学生兵冲击时，二营长带领队伍从左侧兜抄过来，将扑向团部的敌人击溃。

该团还趁势占领了敌军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

 

天主堂战斗——

 

敌五十七团，是尾随起义军于7月26日开抵南昌，驻扎在松柏巷天主堂和匡庐中学的。

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担任歼灭该敌任务。三营营长为了摸清敌情，带领一名战士装扮成伙夫，三次进入敌营侦查，他们一个营一个营给敌人挑水，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团长根据侦查情况，决定三营主攻天主堂之敌，主力攻大门，派一个连绕道出城外，封锁城墙；第二营主攻匡庐中学之敌，其它在松柏巷一带警戒。

未等起义军进攻，驻匡庐之敌，于半夜一时四十分“鸣枪而出”，起义军七十一团二营从外“鸣枪而入”，敌退至院内顽抗。

驻天主堂敌人，听到匡庐中学枪响，陆续出动，遭遇先在巷口埋伏七十一团三营阻击，退入天主堂，因巷道狭窄，双方交战甚烈，起义军撤出巷口外。重选二十余名官兵，组成冲锋队，再次发起进攻，敌被迫向院内退缩。这时担任迂回攻击的一个连已跳进院内，敌遭前后夹击，纷纷举手投降。

三营战士爬上天主堂主楼后，调转敌人机枪，向匡庐中学方向的敌人射击，敌爬上城墙，妄图逃窜，遭埋伏在城墙下起义部队机枪阻击。只好缴械投降。

 

新营房战斗——

 

新营房位于永和门外，是敌军第三军二十四团驻地。歼灭这个团由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和广东北江农军担任。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新营房战斗，是既解决了敌而自己又无伤亡的唯一一场战斗。

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7月31日早晨，营长利用关系，化妆到进攻目标——新营房“会朋友”，仔细调查敌营的地形、道路和人数、装备，在归途中便拟定了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方案。

下午，队伍摆出一副行军架式，约摸走了一个多钟头，营副官走进敌团部，声称是奉命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打算借营房前空地露营，并借一点房子办公。敌人拒绝了借房子，但对靠近露营未加反对。随即，敌团长令参谋把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也告诉了营副官。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也不过一百米。

夜深了，城内响起了清脆地枪声，指挥官一声喊：“冲！”战士们随即像潮水般冲进敌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枪就做了俘虏。这时敌团部电话响了，敌军总指挥问：“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起义部队二营长接过电话说：“二十四师在此接防完毕！”

战斗顺利提前结束。

 

在其它各处——

 

起义战斗打响后，在南昌其它地点也进行了一些战斗：

南昌百花洲住着王均第三军宪兵营，起义部队发起攻击后，仅有两名被击毙，全营便停止了抵抗。

驻牛行车站的第三军巡防队和税务所二十多人，也被二十军四团部分士兵俘虏。

驻在吕祖洞的金汉鼎第九军一小部分，象征性抵抗后也缴械投降。

驻扎在老营房的敌80团，由第十师负责歼灭。因师长蔡廷锴，在九江、庐山逗留，这支部队由叶挺率领来到南昌，驻城外东南郊，31日，周恩来、叶挺在叶挺指挥部召开该师部分团级干部会，动员起义，第三十团长范荩等党员军官带头响应。起义打响后，在友邻部队配合下，胜利完成了歼敌第80团的任务。

……

由于采取突然袭击，准备充分，天亮时整个战斗基本结束。

南昌起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一书，特别指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光荣的革命业绩”，”在国民党叛变了革命的紧急关头，我党正确选择了起义地点和时机，所以能旗开得胜”。

 

起义胜利之后

 

   “八一”的黎明，南昌起义总指挥门前，熙熙攘攘，挤满了人，有起义军官兵，有党政干部，还有许多群众，在这里举行了非正式集会，门前石阶就是“主席台”，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大家见面。

     周恩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连连招手，他英姿焕发，以坚定洪亮的声音说：

    

     “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

 

群众高呼口号，一片欢腾。

“八一”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天刚亮，南昌人民带着胜利的喜悦，纷纷涌上街头。

商店照常营业，社会秩序井然，到处充满节日的气氛。

8月1日下午，驻九江马廻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三千官兵，在聂荣臻、周士第领导下起义，2日赶到了南昌集结。

起义胜利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调整了各级领导，按中央原定方针，整编后的起义军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贺龙受命兼任第二方面军代理总指挥，叶挺受命兼任前敌总指挥。方面军下辖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三个军。

前委在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增加了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绝大多数军、师、团都配合了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在一些党的工作基础工作较好的部队，还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

起义军虽然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旨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武装力量。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创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6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第一支人民军队。

不管以后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也不管打什么军旗，南昌城头的枪声，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欢度胜利的日子里，起义军颁布了第一份气壮山河的革命宣言，南昌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联合政权的伟大尝试。

多少年来，饱受剥削压迫的工农群众。开天辟地，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后来，朱德在一首《纪念八一》的诗中写道：

南昌首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这支军队虽然力量还十分弱小，前进的道路还十分坎坷，但是作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终归是不可战胜的。

 

 

 

往事堪怀，打响“第一枪”，真不容易。回首南昌城头第一枪，正因为起义军，高举义旗，听党指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义才取得伟大胜利。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南昌城头的枪声，启示我们，铸牢听党指挥这一军魂，打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这是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军作为执政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牢牢把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才能有效履行新世纪新时期，我军历史使命。

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候，枪声稀疏下来，起义军鲜红的旗帜髙高地插在起义军总指挥——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

随着第一支人民军队的诞生，第一面军旗，从南昌城头升起……

它代表和昭示的是发展的方向，它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黑暗中看到曙光，看到希望！它是人们奋进的灯塔，是铸就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三、不倒的军旗，不灭的火种

——南下广东那些事

 

   引言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中国共产党的90年》

 

“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

 

无疑，南昌起义本身是胜利的，但南下征战，遭到了失败。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攻，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作战失利。

 

然尔，起义军主力的失败，并不是南昌起义的全败。起义将士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壮举，充分表明：

南昌起义的队伍没有散！

南昌起义的火种没有灭！

南昌起义的旗帜没有倒！

 

起义军两个月的艰难转战，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浴血奋战的会昌战役、汤坑血战、三河坝战斗……那带血的教训的文字追忆，宛如一幅幅画卷，又似一部部无言大书，向我们叙述那悲壮激烈的战事……

南昌起义部队，按照中央部署，8月3日，开始从南昌撤离，到10月3日，在流沙的天后庙内，举行最后一次善后会议（后人称流沙会议），历时整整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经历了太多的事，遇到了太多问题，起义军兵败潮汕，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周恩来在总结中，把打败仗的原因简单检讨了一下，讲了许多为什么？也讲了许多不应该……其实，历史没有如果。

人们有一种习惯思维模式，对取得胜利历史都会大力讴歌，对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历史，往往一笔带过。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挫折，这是令人痛惜的事件，但如果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做些深入思考，也许比讴歌胜利，更有现实意义……

两个月的奋战，尽管起义军主力失败了，尽管中央赋于的起义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起义军领导和革命委员会成员安全转移，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领导下走上了井冈山，迎来了“朱毛红军”的诞生，星星之火又开始了燎原之势！

历史庄严的宣誓：

军旗不倒！火种不灭！

让我们翻开那留下的带血的记忆……

 

 

1、蔡廷锴跑了

 

南下广东第二天，起义军就发生了一件震惊上下的大事，起义军第十师，被师长蔡廷锴拉往浙江方向。使起义军损失五千余人，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兵力。蔡廷锴脱逃，对周恩来不啻是个打击，对起义军领导以及部队士气，都是个重创。

其实，强扭的瓜不甜，蔡廷锴脱队是早晚的事。严格讲，起义前计算起义军力量，并没有把第十师计算在内。参加起义人员中，蔡廷锴地位非常特殊，他和叶挺关系一向要好，两人无话不说，他脱离张发奎的愿望却为叶挺对他的错误估计埋下了伏笔。叶挺拉上蔡廷锴，当时不过是用脱离张发奎“打回广东去”为口号来动员他，双方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

参加南昌起义，其实是给蔡廷锴脱离张发奎一个极好的机会，蔡是原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的亲信，因宁汉对立，陈铭枢率两个师离开武汉，去投奔蒋介石。由于蔡不是张发奎的老部下，张发奎兼任十一军军长后，蔡尽管由副师长提升了师长，但在张发奎手下不仅感到很受气，还担心被解除兵权，所以亲近叶挺，企图借东征讨蒋之机，率部离开九江去南昌。一路上因处于叶挺、贺龙部队的中间，想跑也跑不掉，所以裹挟下到了南昌。

后来，蔡本人在自传中，对当时心态，说了一段实事求是的话，他说：

 

“到九江后，叶挺与我密商，他说：‘我们攻下南京，历经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无意义，且唐之革命以蒋相差甚远，不如我军回粤修养为高。’我听叶挺如此表示，正中下怀，深表赞同。但他是共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

 

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蔡廷锴勉强服从叶挺，然而却在内心认定，“侍机定进退”。只是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对如何掌握军队还缺乏深刻认识，叶挺等人还拘于北伐时战友情谊，并认为蔡廷锴出生贫苦，作战勇敢，还是进步的。该师的主力第三十团团长蔡范荩是共产党员，营长、连长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整个第十师的政工部又是共产党人掌握的，所以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起义后不仅未对蔡部进行改编，而且任其作为左翼前卫部队，单独一路，率先离开南昌，给蔡出逃极好的机会。蔡廷锴“和平”清理共产党员之后，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共产党。蔡廷锴脱队，一定程度上动摇到起义军的军心。

蔡廷锴脱队后，东下投奔自己的老长官陈铭枢。后来，这个师扩编成一个军，恢复了十一军番号，后又改为第十九路军，在日寇入侵上海，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在淞沪抗战中打出了名气。后来蔡率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在福建事变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于1948年投奔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蔡廷锴由投靠蒋介石，到叛离蒋介石，由脱离共产党，到投身共产党，说明偶然的命运遇合，会改变人的一生轨迹，但只要具有为国为民的情怀，终究可以殊途同归。

蔡廷锴的脱逃和后来在潮汕乌石地区，第二十军一部，由于和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在敌人包围和少数坏分子的造谣煽动下，被和平缴械一事的惨痛教训，共同印证了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说的深刻道理：

 

“反动的军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因为它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亲手建立的武装，才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一定反动，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人民力量的源泉，党是保证。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也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

 

南昌起义尽管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但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南昌起义部队还是一支没有经过政治改造的部队，虽然其中有一些共产党员骨干，但大部分官兵并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很多人都是在革命的洪流中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南下广东的征途，不仅要和敌人和自然困难作斗争，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是如何稳定这支部队，是加强政治思想建设。由于客观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恰恰这方面却是起义领导人疏忽之处……

蔡廷锴跑了，特别是已拿到手的三十团，白白送掉了，实在可惜。与此相反的，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尽管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亲信，但在聂荣臻和周士第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却从敌人眼鼻底下，拉出了三千人的队伍，8月2日开始，加入到起义军行列。两个师几乎差不多情况：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第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麟是共产党员；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七十五团参谋长王尔琢是共产党员。两支部队，一个成了起义军中的中坚力量，一个却在起义后的第四天跑掉了，难道不能从中悟出些道理吗？

习主席说：“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叶挺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七十五团的基础，皆是原先叶挺的独立团，党的领导已形成坚实的基础，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在南昌起义时，已经开始注释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2、一路打胜仗，为什么还要往后撤

 

先说瑞金“三战三捷”。

起义军过广昌后，分两路前进。第十一军为右纵队，第二十军为左纵队，约定在壬田会议后入瑞金。壬田是通往瑞金必经之路，敌钱大钧一部在壬田的前方布防。

8月25日，贺龙亲自指挥二十军向敌攻击，击溃了敌人。壬田战斗，是南下第一仗，二十军虽然取胜，但自己损失也很大，第三团团长牺牲，第四团团长重伤，连排长伤亡十多人，士兵伤亡百余名。

随后，得知敌重兵在会昌，前委决定于8月30日发起会昌战役。

广东是起义部队南下目的地，打下会昌，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敲开南粤大门。

30日凌晨，进攻会昌战斗打响了！

起义军是疲惫之师，而钱大钧的三个师，基本是以逸待劳，这就注定这一仗并不好打。

预先计划是让二十军佯攻，起义军主力第十一军两个师迂回围歼敌人，没想到双方一交火，钱大钧就往会昌城内退却，正面攻击部队没等叶挺部队跟上，就趁胜追击十多里，哪知钱大钧在离会昌二三里处，忽然增兵三个团，实施反攻，顿时形成转胜为败的局面。

后来，迷路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赶到，这支生力军，从会昌城西北发起冲锋，迅速攻下城西北高地，敌人向会昌城退却。

9月2日早晨，不知钱大钧在会昌已败，黄绍竑的两个师赶上来了，叶部又出城，拼死奋战，全力出击，到黄昏，再次把敌人击退。

会昌两仗，表面上看来起义军胜利了，但从最终战果得失上评估，应该是得不偿失。起义军一方，第十一军伤亡一千余人，第二十军伤亡七百余人，钱大钧和黄绍竑损失大约五千人，现实情况是，敌军损失大，却可以马上得到补充，起义军无后方作战，根本无法补充，更糟糕的是，近千名伤病员如何安置？留下，部队一走很可能被反共民团武装杀害，况且农村也无医无药。带走，更麻烦，如果对作战受伤人员弃之不管，谁还肯为你卖命？管，只能是担架抬着走……缴获来的枪也舍不得丢，这更加增添了部队行军的负担。

民夫少，伤员多，部队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但困难更大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凡事没有人报信，两眼一抹黑，起义部队在明处，容易遭到敌军袭击。

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周恩来在这向中央写报告，汇报离开南昌后作战经过：

 

“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役，我虽胜，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过去宣传，多讲起义军瑞金三战三捷，极大鼓舞了士气，称全军官兵，不减当年出师北伐之勇！其实这“三战”，不仅消耗起义军的力量，给我军南下行军增加极大困难，更使起义军将士增加轻敌和骄纵之气，为潮汕失败埋下了伏笔。

汤坑战斗的经过，更是鲜活例证：

9月28日，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一、二师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首先在揭阳县汤坑地区与敌人相遇。起义部队先击败了王俊警备旅，接着击溃了薛岳部第二师，随即又与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展开激战。由于连续苦战，最后未能突破陈济棠部敌军防线。双方都被迫撤出战斗。

当年在起义部队七十一团二营肖克同志，1997年1月25日，到他当年参加激烈战斗的汤坑战场参观，他动情地指着当年战场方向说：

“我军为了夺取老鼠山，打通汾水村，和强敌展开对攻战，双方伤亡十分惨重，老鼠山前的小河变成血河，鲜血顺着河沟往下流；山前的尸体堆积有一米多高，最后我们是趟着鲜血，踏着成堆的尸体攻上老鼠山的”

汤坑激站，起义军伤亡二千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弹药也消耗大部分。从实际情况来说，已经无力再打，据史料介绍：

叶挺气坏了，他要出这口气，还要继续再打。

刘伯承实在忍不住了，坚决不干了。他的理由很简单：

不能再打了，我军伤亡太大，六千多官兵死伤只有两千多人，已经无力再战了。

起义军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方向撤退。

很多战士临行都不愿意撤：

“凭什么，我们又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撤！”

不少干部也是一肚子气：

“丢哪妈，老子从吃军粮以后，向后退这还是第一次！”

二十四师官兵最看重的铁军的荣誉，在撤退路上也骂开了：

“为什么要退？丢哪妈？干嘛不拼个鱼死网破？咱铁军的名声就这样丢了！”

贺龙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冲着队伍大声喊着：

 

“同志们，这十年我们是垮了再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起义部队从汾水后撤当然是迫不得已，起义军不仅没达到击溃敌军，联系海陆丰的目的，而且主力遭到严重损失而无法及时恢复，由此而导致整个潮汕的局势急转直下。

汤坑战役战略上的失败，决定了潮汕的失败。

对汤坑战斗，刘汉升在《南昌起义之后》评说：

 

“打败了王俊，打跑了薛岳，陈济棠率领战斗力很强的第十一师又接上来了，起义部队打来打去就那些人，而对手的部队却是后续不断，接连轮换涌来，我方兵员和枪支弹药是只减不增。”

“又和陈济棠的第十一师打了一天，同样又打得对方差点招架不住。”

“虽然起义部队在一点点的消耗掉，但其战斗力却到了让人没法理解的地步。几千疲惫之旅，面对着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又比自己精良，况且自己还处于不利的地形上，两天时间内，竟然打垮对方三个精锐的主力师，不能不说是军事上的奇迹！

这恐怕不是用一般道理说得清楚的。”

 

这就是南昌起义军战斗作风。

在敌强我弱，整个战场形势对我不利情况下，与敌死打硬拼，无疑只能加速起义军的失收。南昌起义军潮汕主力失败，很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中，深刻总结了这一段的经验教训，他说：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朱德带领起义军主力部分力量，在转战赣南途中，寻找战胜敌人的新方法，提出了打游击战的正确主张，对军事战略转变进行有益的探索，朱德最后能把南昌起义军剩余部队带上井冈山，就是从这沉重的教训中吸取的经验，找到了起义军新生的道路。

南昌起义军，一路打了不少胜仗，如瑞金壬田之战，会昌之战，都可称得上大胜仗，但因为党在直接指导战争初期，缺乏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正确认识，基本上照搬俄国的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模式，跟敌人打硬仗，打正规战，由于不符合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客观实际，致使最后遭受惨重的挫折，整个南征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3、英雄的第二十四师消失之惑……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后即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亲任师长。共和国大将粟裕，曾是二十四师教导团的一名士兵。1927年中，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奉命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开赴江西九江。

改组后的党中央，初步确定南昌起义，周恩来当晚召集军委工作人员传达，并语重心长交待：

 

“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南昌起义，二十四师不仅是基本力量，而且南征一直是第一主力。

南昌城内守敌六个团，南昌起义战斗中，叶挺二十四师，负责歼灭了三个团；在南下途中会昌战斗，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担任主攻任务。喋血会昌坑，二十四师打得更惨烈，一战下来，二十四师伤亡过半……据史料介绍：

敌军越打越多，且战斗力之强出人意料之外；而起义军这边，却是毫无兵力可投入了，终于9月30日上午，起义军向揭阳方向撤退。

 

二十四师在流沙吃了顿饭，开始向乌石方向出发，准备随二十军向陆丰方向前进了。此时，敌军也闻信赶到流沙，发现起义军人数不多，便四面合围过来，迅速占领了两边高地，一切都在向着起义军不利方向转化。

当时，叶挺随贺龙一起到指挥部开会，指挥部最高首长就是团长董朗。

流沙的枪声一响，二十四师马上就分成几摊子，与敌军接触后，马上向路边高地发起攻击。乌石之阻，相持到天黑，他们几次尝试利用黑夜突破敌人防线，但因弹药不足，到了后半夜，只好绕过乌石，改道向海丰退去。

起义军第一主力二十四师，就这样被冲散了。

就潮汕主力而言，真正完成向陆海丰转移的，只有董朗率领的二十四师一千二百多人。

二十四师到底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队伍，已经到了这样艰苦程度，却还执行着中共前委既定的挺进海陆丰的战略任务。一路上他们顽强地抗击着追兵的不断袭击，硬是撑到了陆丰。

东江特委同志见到这支队伍时，都被吓了一跳：

二十四师这时，一个个胡子头发又长又脏，身上的军装已经烂成了碎片，打着赤脚，裸露的皮肤上血迹斑斑，已经是寒冷的初冬了，可不少人还只穿着短裤，整个队伍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后来，在当地农军支持下，二十四师绕过敌人封锁线，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区休整补充……二十四师又如鱼入海。

10月7日，二十四师近千人，在董朗率领下，进入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取得联系。几天之后，一支生龙活虎，钢铁般的队伍又在海陆丰大地站起来了，这支队伍后来被整编为红军第二师，活动于海丰岩石，惠阳中峒，紫金南一带，于1927年11月，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在彭湃的领导下，对坚持海陆丰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英雄的第二十四师，很快在中国土地革命的战场上消失了。

由于时任东江领导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执行盲动主义方针，采取积极进攻战略，未能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和敌人打正规战，结果红色政权被消灭了，红军兵力也被消失，冲出重围的红军著名将领董朗，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二十四师在东江地区失败，这一沉重的教训，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中，沉痛说道：

 

“广州起义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英雄的二十四师的消失，不能不说是人民军队初创史上一大损失……

今天，我们堪怀这一往事，对新时期建设一流人民军队，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习主席说：“人民军队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人民军队 “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不断获得发展进步的生机活力”。

从二十四师的消失到二十五师胜利走上井冈山的历史，就是对习主席讲话生动的注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从历史教训中启示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僵化、永不停滞”（习主席语）。

叶挺二十四师的消失的教训，在今天无疑极有探讨的意义。

 

4、“潮汕在望”的反观

 

南昌起义军南下，将“潮汕在望”作为自己的前进方向。

起义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于7月下旬离开武汉去九江时，已和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敲定了起义军的去向和今后发展问题，即联合国民党左派，把起义军拉到广东去再建根据地，利用潮汕地区的海口得到苏联的援助，然后实行“二次北伐”。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还是在模仿国民党当年起家的老路子。

南下进行路线，经参谋团讨论，最后确定经赣东走小路，直取东江，占领汕头港口，便于取得国际上的支援……

南进线路敲定了，兵发潮汕。

1997年1月25日，肖克上将来到“潮州明江”纪念馆。故地重游，感慨万分，他兴致勃勃地说：当年起义军入粤时，天气很热，急行军一百里，都累得快走不动时，宣传队在路边竖起鼓动标语：“潮汕在望”，大家一看，情绪高涨，很快就冲进潮汕城。

随后，肖克还挥笔题下“潮汕在望”四个苍劲大字。

1927年10月，李立山给中央报告中，形容起义军南下潮汕的情况是：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水，以故兵士病员极多，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军队又多无军医处、卫生处，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去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破击炮完全丢失，大炮也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力将近四千……

天气炎热，行军极度困难，饮食卫生又跟不上，有病不能及时医治。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起义军把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为目标，“潮汕在望”即是官兵心目的圣地，所以“潮汕在望”，实在是一股巨大精神动力，标语一竖，大家情绪就高涨起来。

但困难毕竟还在眼前，南下途中一件件灾难，仍然接踵而来……

进入临川，本想补充一下给养，没想到是十室九空。

再走进入宜黄，全城老百姓竟然只剩下七八个跑不动的老弱病残，屋内东西也都坚壁。

进入信丰城，又是空无一人，当地出产胶糖，进城部队实在熬不住，只好拿碗盛一点胶糖充饥，吃完了很多人就呕吐不止，有的腹泻……

正值盛暑，既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驮运机械弹药，伤员病员，这是许多士兵没有经历过的苦和累，每到一个地方，百姓都不敢出来，连找碗水都很难，沿途生病掉队的情况层出不穷。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已经坚持不住了，干脆偷偷脱队。到了临川，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竟率七百多人集体叛逃，奔往湖南方向。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他不仅登报反共，还公布起义军南下路线……

困难毕竟是困难，对革命更是一种磨练。恽代英属于坚定者。他在起义军是乐天派，他认为：政治工作人员本身不振作，怎么还振作士气呢？他采用的办法：以身作则，用事实来教育大家。他干脆让人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在酷热天气里赤着脚，有马不骑，和战士一样背着行军背包，肩上搭一块毛巾，又擦汗又洗脸。加上又戴一副只有一只腿的眼镜，大家看到他一副行僧模样，都开玩笑称他为“甘地”。恽代英的带头行动，确实在士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走到哪，士兵都赞叹“看，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还能吃苦些！”

朱德、叶挺等领导人虽然是大军长，但他们有马不骑，让给生病或负伤的战士，而自己还经常帮战士扛枪，总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深得士兵们喜欢。

另一位备受尊敬的首长便是周恩来了。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士兵们总是一倒就呼呼入睡了。常常一觉醒来，他们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

1927年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至此，南昌起义以来的战略规划第一阶段，从形式上算是顺利实施完成。大伙都盼着到了这里会看到风起云涌的火爆场面，可是进了汕头后感到了失望。

9月25日，汕头市举办了军民联欢大会，其实，参加大会的当地群众，大多是受过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大多数汕头人并没有卷入这股“红流”之中。

对于一到汕头，就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这一点，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如果不是为了等待国际援助，我们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跑到广东海丰来干什么？“国际援助”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起义部队的精神支柱。

“共产国际在哪里啊？”

共产国际没有盼来，帝国主义的军舰倒是来了不少……

共产国际终究没有来，但来了个中央特派代表张太雷！

张太雷传达了瞿秋白对南昌起义及以起义军的军事政治工作总的评价：南昌起义所奉行的方针路线都是错误，根本就是机会主义的！

听到这种评价，众人没有不吃惊的。

南昌起义前，中央五常委中有三人在南昌起义军中，张太雷带来的八七会议，在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彭湃是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由原来的中央常委变成了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南昌起义领导人已经不是党的核心成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

其实，毛泽东指的“上海”，是起义军的主力，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到苏联接济的起义军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了人民军队的基础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教训时，多次讲到，南昌起义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它没有如果。

南昌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端，随着“第一枪”的打响，一系列原先不懂和不会的问题，都十分紧迫地摆在党的面前，南昌起义军不得不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这种探索就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譬如南征行动的失败，那样惨重的代价。但是英雄的南昌起义军没有被暂时的挫折吓倒，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探索中，他们进行了许多虽然不能完善，却堪称第一的尝试，为整个中国革命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潮汕在望”，不仅是起义军当时前进的目标，更是起义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今天，它更是人们反思历史的生动的教科书。

 

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维汉，解放后在《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中写道：

“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

“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

这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有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李维汉发出这样既浅显又深刻，既清醒又无奈的感叹，令人震惊。

 

历史的转变不可一蹴而就，面对挫折折与失败，起义领导人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共产党人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

 

谁也无法否认，南下这一步迈出，对中国革命未来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大批共产党人，正是由此逐步认识到夺取大城市的战略错误，开始把视野转向农村，转向山区。

潮汕之路，是磨练之路，是苏醒之路，给人们太多启示……

潮汕失败，并没有全败。保留下来的部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开展了新的斗争……

历史已经表明：英雄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不灭的火种，南昌起义高举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是不倒的军旗！

 

三、茫茫征战中，八一军旗红

——挥师转战上井冈的那些事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中写道：“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遭失败后，朱德、陈毅以非凡的英雄气慨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巨大的贡献。”

 

1、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朱德在1944年，在回忆南昌起义历史时说：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

“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攻击，我即命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的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当即开了个会……”

 

当时情况是，10月5日，朱德率三河坝撤下来起义官兵到达饶平县的茂芝村，当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受挫，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学校召开了二十多位军事干部参加军事会议，围绕着要不要保存南昌起义军种子，要不要坚持南昌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留下来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好了。

      朱德振臂一呼，激昂反驳说：

 

“南昌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我决心带着这支队伍，甩开敌人重兵，把革命进行到底。“

 

朱德慷慨激昂的陈词，令大家振聋发聩。

 经过一场激烈争论，朱德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否决了“解散队伍”的提议，纠正了部队的悲观情绪，坚定了继续髙举八一南昌起义旗帜的信念。

后来，朱德把他在会议上的决策概括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这一决策，使起义军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开始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后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茂芝会议结束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穿过闽粤边界，进入福建。茂芝会议，为保存“八一”火种，作出了特殊贡献。

 

2、为部队前进杀开一条血路

 

起义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常常利用夜暗行动。在向北转移时，侦知大埔有敌，朱德令部队从东边绕过大埔。前进中又打听永定驻有敌人，又折转向西，经焦岭向北，进入福建……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

“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的大道理”。

“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

起义军在向西北转移中，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经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

朱德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自己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攻击，敌人惊恐万分，纷纷逃跑，给起义军让开一条前进道路。

粟裕追忆说：

 

“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处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通过隘口，心里油然而生钦佩和信赖之情。”

 

解放后，许多和朱德一起征战的老同志都说：

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行走，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革命的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

朱德凡事以身作则，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成了率领起义军走出困境的无声命令……

 

3、树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天心圩会议，史料有多种生动描述，其实，这是起义军的一次新生，朱德在起义军最困难时刻，在革命最黑暗时候，为大家指明前进方向，增强了大家信心。

陈毅曾动情的说：

 

“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

 

当时情况是，起义军队的行踪，到了福建平和县，很快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紧紧尾追，沿途的土匪和地主武装，也不断骚扰和袭击，偷袭起义军，使队伍中一些人倒下了，一些人在混乱中跑散了。进入江西境内以后，这支起义军队伍，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了。

这时已近深秋季节，山林里的气候已经很冷了，队伍沿着赣南山道向西疾进，战士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南昌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远征和连续战斗，早已磨损得破烂不堪了。行军中常常赶不到村庄宿营，只好在野外露营，各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抱着枪枝，背靠背地挤拢在树下，夜凉露寒，一夜不知冻醒几回。至于吃饭，更是困难，有的病势沉重，就在野营的树下或小道旁牺牲了。

这时，大家都在考虑着一个同样的问题：起义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物资供给又如此困难，应当怎么办？应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傍晚，队伍来到安远县天心圩，忽然传下命令：排长以上军官到河坝子集合开会。

朱德同志身穿灰布军装，背顶斗笠，他缓步走到同志们跟前，开始了他的讲话，他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严肃地说道，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听了这番话，同志们都垂下头，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的响。这时，朱德同志提高了声音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0五年的俄国革命。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坚持斗争，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

朱德还说：

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並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朱德的讲话，像一盏明灯，使大家看见了光明前途，在关键时刻使起义军树起了高山一样信仰，增强了革命到底的信心。大家从朱德身上感受到了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

 

4、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

 

粟裕把大余整顿，看成是起义军改造的重要开端。

大余整顿是从信丰整纪开始的。起义军到了信丰，一进城，一伙士兵竟把老百姓当铺抢了。朱德一声令下，把部队拉到十几公里的山坳里，把三个带头抢东西的士兵拉到一边，当场枪决了。

部队十月底到达大余县，粤桂战争爆发了，反动派一时腾不出力量追赶起义军，朱德、陈毅决定，以信丰整纪为契机，借军阀混战空隙，在大余休整几天，对部队进行整顿。

整顿中，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进行思想教育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了党、团支部，进行党、团员登记，把党、团员，平均分配到了各单位，并在连队设立了指导员。

为了便于指挥，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肖克后来追忆说，这次整顿，尽管没有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就本质意义上，和三湾改编是同一意义。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新的生命正沿着自己的方式在运动，在成长，在壮大。

粟裕在回忆中写道：

 

“经过这一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起义军在安远县天心圩、大余、崇义上堡等陆续进行的整顿、整编、整训，合称“赣南三整”。赣南三整是改造旧军队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讲，赣南三整，不仅对当时起义军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所不同的只是在各个新的历史时期，注入了新的内容，我军各个历史时间的整党、整军，无不干山赣南整军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5、游击战，“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

 

朱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从辛亥革命开始，他就在四川、云南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之久的游击战。后来在莫斯科学习，他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思想。

朱德在回忆南昌起义军西进展开游击战这段历史时，很谦虚地说：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的作用。”

 

他在回顾南昌起义历史时说：

 

“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斗。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起义军在崇义上堡整训中，提出了新的战术问题，主要是怎么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部队整训中，部队“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

 

朱德说，“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

 

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记载，朱德率领部队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使部队很快充满生机。在安远天心圩讲话的第二天，“起义军就扑到信丰，打垮了地主民团，收缴了有钱人家大米和钱财。两天以后，又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四军在这里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它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军。”

起义时任第20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回忆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取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敌人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游击战和做群众工作，这是朱德在赣南转战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生存之路。

 

6、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十一月初，部队开始上山，到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开展游击战。起义军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的土匪何其郎部，控制了这个山区。

部队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帮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能胜利的革命道理。

这是南昌起义军第一次走向农村的伟大实践。

这段斗争实践，时间只有二十几天，朱德十分重视，他追忆说：“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起义军收缴地主的土地和武装，组织群众分粮食、分财物。起义军已改变了过去单纯正规战的作战方式。

粟裕说，这是“我们开始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是“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不久，起义军在宜章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后，第一次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

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其余各县的工农群众，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烽火越烧越旺。粟裕把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称着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朱德、陈毅，在北上西进的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忘八一起义的根本目标，在转战赣粤湘途中，积极开展“按口分田、插标分田”运动，大力创建苏维埃政权。

八一起义的历史轨迹说明，八一起义之所以没有停留在单一的武装起义，而且在开展武装斗争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其原因在于牢记了起义的根本目标和为民奋斗的宗旨。

 

7、朱德亲身传授游击战法

 

十一月中旬，接到党中央来信，要求朱德率部参加广州起义，朱德遂兼程前往，走到韶关，得知起义已失败，便在韶关西北犁步头住下来。

起义军中的指挥员，多数是原叶挺独立团的，有不少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打仗都是正规战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下征战，打的也是正规战。现形势变化了，部队转到山区、农村，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驻扎犁铺头一个来月，环境很隐蔽，为了适应游击战需要，朱德利用这个有利时期，把干部组织成立教导队，进行游击战战术训练。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制定训练计划，并自己口授编写教材，亲自任教，亲自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每期教导队，为期七天，学员一百多名，都是部队骨干，朱德亲自讲了第一课，讲完后，他把全队分成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朱德担任进攻连连长。在训练中，看到学员动作不正确，他亲自示范。

他总是告诫大家：“一定要让每一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揪住敌人弱点，争取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粟裕、林彪都是从这次培训中，开始掌握游击战战术，据史料称，训练中，粟裕由于进步快，常常受到朱德表扬。官兵在朱德的带动下，个个精神百倍，在不长时间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训练中，朱德为了适应客观要求，提出了游击战的新的战术，即如何从打大仗向转变为打小仗。在具体战术方法上，把传统的“一”字战斗队形，创造性改为“人”字形，这样不仅可以在实战中减少伤亡，而且可以增强突击能力。强调进攻中学会避实就虚，不要和敌人硬拼作无谓消耗。要求每个人熟练使用手中武器，以提高命中率，减少弹药消耗……

整训一个月，部队战斗力在上堡整训基础上，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朱德在西进途中，对部队进行的游击战训练，为井冈山会师后，获得三打永兴、龙源口大捷，开辟湘赣边根据地，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朱德后来总结说：

 

上山以后，“从此以后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方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仗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人民出版社，《朱德选集》，1983年版第125页。）

 

8、“统一战线”的一次成功实践

 

南昌起义余部，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怎样生存？这是朱德面临的棘手问题。要保存这股力量，衣食住行、武器补给怎么解决？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一直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朱德率部进入赣南山区后，在报纸上获悉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在湘粤边界，其军长范石生，是朱德讲武堂同学，朱德为了使部队得到隐蔽休整机会，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度过难关，决定与范石生“交朋友”。

朱德与陈毅商议，决定在保持我军政治上的独立，保持原建制的前提下，利用范石生与蒋粤军阀的矛盾，通过我党在范部的地下组织，与范石生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合作的条件是：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我们行动自由，不受限制。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后，部队随即挂上第十六军第一四0番号，朱德任团长，化名“王楷”。

朱德回忆说“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当时与范石生合作，至少带来两大好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求得休整的机会；第二，得到弹药物质的补充。还发给了两个月的军饷。临走时，又给了几万现洋作路费。

起义军以第十六军名义作掩护活动了一个多月，后被李济琛发觉，要范石生解决这支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秘密告知朱德，接到范石生派人送来的紧急通知，朱德率部当夜离开，向湘南宜章地区开进。

朱德和范石生的合作，不仅使起义军得到休整，而且解决了后勤保障这一难题。

这是革命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先导，是求生存求发展的一大创举。  

 

9、起义军第一次升起工农革命的红旗

 

朱德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础力量是农民，没有农民支持，革命便一事无成。朱德为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首选在宜章进行年关暴动。

宜章暴动，胡少海作出特殊贡献。胡少海出身宜章县城一个地主家庭，本人背叛了家庭，参加革命，原在国民党第十六军当过营长，但身份未暴露。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起义军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开进了宜章城。

进驻县城的当晚，宜章县官员大摆筵席欢迎。筵席开始不久，朱德宣布：“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宜章解放了。”按计划速将敌官员抓了起来，县政府前的国民党旗被扯下来了。

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镰刀斧头的红旗，在中国国土上高高升起。

宜章爆动成功，拉开了湘南爆动的大幕。宜章爆动后，接着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并由部队结合地方政府实行“插标分田”，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革命受到农民支持和欢迎，并积极参加新部，朱德部队不仅得到扩大，还成立了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协助正规部队作战。宜章经验使起义军充分认识土地革命，争取农民的重要，从而找到革命的出路。

 

10、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首战告捷

 

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急忙派许克祥率6个团的人马，直奔宜章而来。面对兵力6倍于己的强大敌人，朱德、陈毅根据南昌起义的教训，决定先退让一步，指挥南昌起义军（此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只有相当于 1个团的兵力）主动撤离宜章县城，转移至地势险要的湘、粤边界山区集结待机。

许克祥率领六个团从韶关经坪石，顺利地进入宜章县城，一路未遇抵抗，认为工农革命军不是对手，不敢与自己交战，便留两个团于坪石，亲率两个团进至岩泉（属宜章县），另两个团则分布在由坪石至岩泉沿途30公里的道路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敌人长途行军，沿线设防，忙于“追剿”，已疲惫不堪，而且由于战线太长，首尾无法照应，已出现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朱德等领导人决定不失时机地向敌发起反攻。

许克祥六个团的一字长蛇阵，被工农革命军各个击破，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这是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失败之后，朱德领导部队变正规战为游击战，首次获得的重大成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也是我军战史上第一个游击战的经典战例。

这一仗是湘南暴动决定性的一仗，从此，湘南的革命运动迅速展开了。不到半个月，我军先后夺取了永兴、耒阳、资兴、郴州等县城，建立起工农政权，各县都有自卫队、农民自主军、独立团，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第七师、第四师。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这五个县迅猛开展起来。

在朱德游击战思想指导下，湘南起义，一个胜利接着胜利。占领耒阳后，国民党又从衡阳派兵攻打耒阳，朱德指挥主动撤出，林彪一个连的兵力，在农军、民兵自卫军配念，在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接着又把占领耒阳的国民党部队击溃。

 

11、别开生面的“诉苦会”

 

朱德在西进转战中，不仅开创了游击战的先河，还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开拓了新鲜经验，对解放过来的俘虏，进行诉苦活动，就是一个创举。

在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记述这样一个故事：

石坪大捷后，起义军直扑彬县里时，发现唐生智有六个连的学生兵，决定用伏击办法，把他们俘获。战前朱德要求起义军对待他们要象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一个也不许打死。战斗不折不扣地按计划执行了，六连人全部被捉，带到一个山谷里，由朱德和陈毅讲解工农革命军性质和纲领。如果愿意回家，可以拿到路费，结果这六个连学生兵大都愿意留下参加革命军。接着召开“诉苦会”，一个青年军官站起来说，自己也是学生，全家都参加了大革命。反革命开始后，他的一个姐妹和两个兄弟都被杀死。接着一个农民士兵叙说他全家对抗地主后悲惨遭遇。他们一边述说，一边泪流满面，俘虏兵也有不少在啜泣。

这六个连的学生兵，除十五人外，其他都参加了革命军。许多人后来成了部队中的军政干部。

这次别开生面的“诉苦会”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大创举。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新兵入伍最常用的一种思想教育方式。

 

12、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

 

茫茫转战中，八一军旗红。一九二八年三月，正当湘南风起云涌，整个湘南变成一个红色海洋的时候，湘粤军阀在蒋介石指使下，从南北两路围攻湘南起义部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朱德总结了南昌起义南下失败教训，认为与敌人硬拼是要吃亏的，朱德、陈毅毅然决定：

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

于是，除留下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斗争外，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二千人和湘南农军八千人，边打边撤出湘南，向井冈山移动。

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无数艰难曲折，转战赣闽粤湘四省，浴火重生，终于走上了井冈山道路。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他不仅是当时战功最强的一支部队，也是我军发展壮大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飘。从南昌城头升起的军旗，终于插到了井冈山；从南昌城头点起的革命之火，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1965年7月5日，郭沫若来到南昌，故地重游，写下：

 

洪都三十八年前，

革命风雷震九天。

争取工农新领导，

掀翻日月旧山川。

井冈直比昆仑峻，

锦水竟同延水连。

八一大桥八一道，

东风万里赣江边。

 

 

 

 

 

 

 

 

 

 

 

 

 

 

 

 

 

 

 

下篇：会师广场中的回望：

什么是，建军大业的基石？

      

 

      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说：

     

     “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它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人们习惯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统称建军大业。笔者手中有三本冠名《建军大业》巨著，阅后，有一种迷茫感觉：建军大业的基石是什么？似乎从书中很难得到清晰的回答……

笔者到井冈山参观，留连井冈山会师广场，不仅为砻市秀丽景色迷恋，更为那两双紧紧握在一起的大手所吸引。

两位伟人，两双有力的大手，把笔者的目光，自然引到九十年前，发生在这里那件名垂青史的伟大壮举……

      1961年2月，朱德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深情地说：

 

“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朱毛井冈山会师，充满了艰辛与奇遇……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在《伟大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的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极少用“失败”两字，然尔，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的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02页）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朱德率领从三河坝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在赣南转战时，已是“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了，留下的人还有继续要求走。”

这是朱德解放后回忆当时情况说的话。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是书本上很难看到的，但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使朱毛会师成为构筑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根基；使三大起义成为开创建军大业的伟大的开端！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

 

毛泽东，朱德讲述的故事，和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在风雨如盤的漫长道路上，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建军大业的军魂！是建军大业的伟大开端的基石！

其实，南昌起，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支起义队伍的部分力量，早在1927年底，就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拉开了会师序幕——

1927年12月14日，朱德奉党的指示，率部准备上车南下支援广州起义时，一批广州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直奔他们而来，告诉朱德，广州起义于12月11日提前举行，起义军3天之后便被打垮了，我们正在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

这支从广州起义突出重围的几十名干部，从此融入了南昌起义队伍中……

从此，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力量，融合了在一起。

朱毛井冈山会师前，曾有一个插曲：

1927年10月23日，张子清带领秋收起义的一营，在江西遂川大汾因遭地主武装袭击，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朱德在北上西进的途中，意外与张子清营巧遇，成为朱毛会师的第一个使者。

当张子清向朱德介绍井冈山情况后，朱德立即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

两军相遇后，张子清营便暂随南昌起义部队行动，10月24日，张子清与副营长伍中豪一起，率三营来到上堡，和南昌起义部队一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训练的生活。

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张子清率部离开了朱德，重新回到秋收起义部队。

其实，毛泽东与朱德，为了两军的会师，早已开始了相互联系：

早在1927年10月下旬，朱德从中共赣南地方党组织，得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十分高兴。这次又遇到张子清带领的一营，知道了井冈山的情况，又派出了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去联系；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山不久，便从井冈山派出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转展一月之久，在犁铺头终于见到了朱德、陈毅，为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部队，架起了两军联系的桥梁，为朱德井冈会师拉开了序幕。

前面说到的何长工所著《伟大的会师》一文，详实地介绍了会师的壮举。其详细过程，后面还会说到。

后来的实践证明：朱毛井冈会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朱毛会师，不仅是两支部队的汇合，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两位伟人的结合。

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一个合作者。

毛泽东对朱德上山也极为重视。

据从秋收起义一直跟随毛泽东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毛泽东是从来不拿枪的，不论情况多么险恶，有多少敌兵在追击，毛泽东身上也不带枪，唯有去见朱德，他挎上了枪，还诙谐地对身边人说：“挎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此时，因误传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改由党代表改为师长。）据说，毛泽东还为这次会面准备了崭新的衣服。

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造反派准备在首都工人文化宫召开批判朱德大会时，毛泽东沉思许久，说：

 

“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周恩来还说：

当红卫兵说朱德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是‘红司令’”。

“朱(猪)毛，朱(猪)毛，没有朱(猪)，那有毛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尹家民著《南昌起义纪实》。）

 

可见，毛泽东对朱德创造人民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对朱德带领南昌起义走上井冈山，是何等重视！对朱毛红军的诞生，在开创建军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视！

 

朱毛井冈会师，共筑红军诞生的历史，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的基石。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的故事”，就是对建军大业基石的生动诠释。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江西上犹县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1、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军，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开得胜。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北伐和苏联那一套，围绕中心城市闹革命，和强大敌人搞硬拼。

朱德和粟裕说：

“过去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伸伸展展搞一下。”

朱德为了扭转根本方向，在10月7日在茂芝会议上，在统一“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八一起义旗帜”问题的基础上，决定卜不拘泥过去方针，率领部队避开重敌包围的重镇，向西北敌人薄弱的山区转移。

史学界称，茂芝会议孕育了南昌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曙光。

事实证明，方向转变了，路子就宽了。半年来伸伸展展的搞，朱德创造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新局面：

没人发饷，朱德带部队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通过与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来月休整；

在湘南暴动中，第一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口号落实到实处……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的风暴，震惊全国。……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历史有如此的巧合，1927年10月7月，朱德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北上西进，上山打游击的决策，成为南昌起义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同一个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的茅坪，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9月21日，起义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做出的“上山”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的探索。

 

2、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的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

 

“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五块光洋。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解放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刷拉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面对部队一哄而散的混乱局面，陈毅问朱德：“有什么办法呢？”

朱德说：

“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追兵停下来，整顿一番。”

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影响的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加上天心圩的初步整顿，后人们称之为“赣南三整”。

朱德在自述中说：

 

“在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了人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觉悟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非组织红军不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自述》，2003年1月版。）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了一支新型的革命的军队。

一个“三湾改编”，一个“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3、两支部队登上井冈山，都不是预先早有计划

 

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在许多的书籍和宣传材料里，却说成是早有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并不是早有安排，预先有计划。毛泽东确定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在古城才定下的决心。

古城是宁岗县的老县城，10月3日起义军到达古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地说：

 

“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

当他乘坐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的时候，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有40余人，主要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农民武装问题，会上有不同意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他认为：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有没法站稳脚的。

其实，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遭到婉言拒绝。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亲自登门拜访。出发前，许多干部都很紧张，提出要派一个连跟随。毛泽东说：“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颇有“鸿门宴”架势。袁文才当时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见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便杀猪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非凡之处，恰恰在于能与各类人物交朋友，包括还能与绿林豪杰交朋友。毛泽东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毛泽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来，又派何长工说服王佐。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登上井冈山，更富有戏剧性。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指示。周鲁到井冈山后，摆出“钦差大臣”架子，颐指气使。他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并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中村，他把队伍停下来。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

这时传来两条消息：一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只是被免去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根本不是被“开除党籍”；二是得知在湘南暴动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被敌人追着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这样一来，难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成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接应者。

当时，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毛泽东在中村得知朱德已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便兵分两路，一路由袁文才率第二团向资兴方面前进，迎接南昌起义部队上山；毛泽东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截击尾追之敌。

在毛泽东掩护下，朱德率领的部队于4月26日到达砻市。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砻市。毛泽东当日即前往龙江书院会见朱德。朱德闻讯立即和陈毅、王尔琢到门外迎接。毛泽东迈着矫健步伐走上前，紧紧拉着朱德的手说：

 

“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疾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的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的转移。”

 

两位伟人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朱德率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能如此从容、迅速，完全得益于两位伟人，早已心心相印。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得知井冈山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了。”

 

1928年4月，粤、桂、湘军阀勾结起来，以七个师兵力，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优势敌人决战，朱德和陈毅果断决定向井冈山转移。

真是天赐良机！在朱德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竟然已经下山了。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掩护下，朱德上山，自然“从容”、“迅速”。

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是毛泽东、朱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例证。

两位伟人，两支队伍，他们登上井冈山的道路，尽管经历不完全相同，时间有前后，地点有差异，但在他们千里转战，所经历饱受的考验中，却有如此多的相同或相似，这不是历史奇迹吗？

 

三、“朱毛红军”诞生，诠释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年井冈山会师的参与者粟裕，在解放后，他在回忆录中深情的写道：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决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粟裕的总结，高屋建瓴，一言中的。朱毛会师，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历史表明，没有井冈会师，就没有人民武装的会聚、融合，就没有从星星之火到腾飞发展之势。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朱毛举起了一面坚持武装斗争的大旗，为建军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是的，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到朱毛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的诞生，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演绎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都是叙说一个永恒的真理：

 

“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语）。”

 

让我们听听，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前辈和习近平同志的心声吧：

 

   打响第一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周恩来曾经说：

“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这在大方向是对的。”

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个丰碑。1927年7月25日，他临危受命，担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1961年，他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参观中，周恩来对自己的贡献，一字不提。

1959年1月，贺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说了一段深情的话：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前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南昌起义的妖风，肖克同志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说：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听党指挥的贺龙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征求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意见，贺龙说：

 

“我完全听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解放后，他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写道：

 

“在强大的敌人不断进攻的面前，创造与建设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使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经历了一条非常困难曲折的道路的。我们所以能够不断克服严重困难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

 

陈毅元帅的心声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学习深造，更何况他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20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

 

在起义军西进征战中，不少人员纷纷离队，唯有陈毅任党代表的73团，逃跑人员最少，朱德问他，是什么原因保持部队稳定？陈毅回答说：党支部的作用。

当时和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要我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那时，还不懂把支部建在连上，一切活动都靠党员和士兵群众接触来进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亲历南昌起义》，第308页。）

 

解放后，陈毅在上海工作时，在一次作报告中曾说：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

 

 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

 

毛泽东对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论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至少有这两段：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毛泽东对红军壮大成长的总结，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永恒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总结。

习主席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这既是习主席对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总结，也是新时期对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宣誓。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把“听党指挥”作为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目标，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主席说：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

 

习主席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特别强调：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加强党的领导，永远听党指挥，永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当前，世界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人民军队正处变革重塑紧要关头，挑战和困难不会减少，要应对和战胜风险，更需要自觉运用习主席强军思想，解决实践中新问题，推动强军实践取理新突破。

今年是朱毛井冈山会师九十周年，纪念朱毛井冈山会师，发扬南昌起义精神，就是要求我们把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火种，把红军的红色基因，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质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为 建设世界一流等军队，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

 

          尾声：八一战旗飘四方

 

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它和随后不久在湘赣边界发动的秋收起义一样，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两千多人，从三河坝走到了井冈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起义军第二十四师12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等人率领下，转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二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支援下，树起了苏维埃旗帜，创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起义军第二十四师团长徐成章率领了300多名士兵到海南岛，与当地武装相结合，创建了红三师。

起义军总指挥贺龙，根据党的指示，回到老家，硬是拉出了一个红二方面军。

许多起义将士，在南下失利后，他们到各地领导或参加起义，继续高举南昌起义的旗帜——

叶挺、聂荣臻、袁国平等参加广州起义；

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发起桑植起义；

彭湃、徐百川等领导了海陆丰起义；

黄道参加了弋横起义；

符克振参加了百色起义；

袁也烈参加了龙州起义；

吴溉之参加了平江起义；

徐其虚参加了黄麻起义；

舒传贤参加了六霍起义；

李文林参加了万安起义。

  

 南昌起义锻炼和造就了人民军队杰出将帅，锻炼和造就了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他们在各个时期，都担任重要职务——

在红军时期，南昌起义部队骨干成为红军主要领导——

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

朱德成为红军总司令；

刘伯承成为红军参谋长；

陈毅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作为中央军区领导之一，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南昌起义领导者，成为诸多高级指挥官——

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

115师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

120师师长是贺龙，副师长是肖克，参谋长是周士第；

129师师长是刘伯承；

新四军军长是叶挺，代军长是陈毅。

解放战争中，许多南昌起义的领导，后来成为人民解放的领导人和各大战区统帅——

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是刘伯承；

华东野战军司令是陈毅，副司令粟裕；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是林彪；

西北军区司令是贺龙；

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

 

建国后，首次授衔，十大元帅有六位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十名大将中有三位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是：粟裕、陈赓、许光达；有四名上将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是：周士第、肖克、杨至成、赵尔陆；有7名中将，他们是：谭甫仁、谭家述、唐天际、聂贺亭、赵镕、彭明治、郭化若；有六名少将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是：王云霖、李逸民、张树才、周文在、袁也烈、廖运击。一次起义走出这么多将帅，这不能说不是军事史和战争史上的奇迹。

 

南昌升起的军旗，飘扬在祖国四面八方。“八一”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八一”两个字被永远地绣到军旗上，铸在军徽上。

南昌起义，不仅创造了革命史和建军史的奇迹，而且孕育了伟大的八一精神。南昌起义和起义部队在艰难困苦、战争烈火中孕育的革命精神——“听党指挥，敢为人先，不折不挠，为民奋斗”的八一精神，在人民军队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永远成为激励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八一精神，随着军队的成长而不断丰富，它和其他革命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翘首以盼，八一精神的宣传，能从英雄城南昌，走进军营，走向全国。

 

 

 

 

 

 

 

 

参考文献

1、徐兆麟《壮烈的开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2、罗政球《红色感叹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

3、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4、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5，肖克主编《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

7、尹家民《南昌起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8、刘汉升《南昌起义之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9，黄道炫《南昌起义深镜头》江西出版集团，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6月版。

10、李弘主编《放眼看南昌起义》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98年2月版。

12、贺晓明《贺龙的1927年》，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版。

I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14、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

15、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6、郭金荣《走进毛泽东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

17、《读书文摘》2018年4月号，吴璇《1927年秋收起义鲜为人知的故事》。

18、王胜文《铁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4月版。

 

 

 

          后记

 

最后，须再次说明，本书不是系统阐述南昌起义的历史，不是傅记文学，也不是学术论文，它只是笔者对南昌起义史料阅读的一些体会，说不上什么“真知卓见”，更没有系统全面。

如果读者能硬着头皮，翻阅到最后，那是笔者的荣幸。借此，真诚道一声谢谢！

最后笔者还想说说编著此作时，一直萦绕在笔者心中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全面认识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

对南昌起义的研究，有一个不辩的事实，人们往往讲得最多的是“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对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的功绩，在西进转战中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这一目了然的历史贡献，却一直被淡化。

史学界多把南昌起义的句号，划在潮汕失败后的流沙会议上。

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魏介绍，1961年2月，朱德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参观八一馆，参观结束后，请朱德作指示，朱德说：

 

“我回到北京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回忆，写点东西给你们。”

 

朱德后来果然这样做了，1962年6月，发表了《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表明了他庄重的态度。

由于朱德为人谦虚、谨慎，他的“功与过”确有被掩饰的事实，我们以前宣传南昌起义，往往只讲“第一枪”，而对朱德上井冈，这意义更深远、更重要、更艰难的这一步，却很少提起……

一位外国人，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土地革命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从在酃县第一会见的一刹那起，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多少年来，国民党和外国报纸把他们说成‘赤匪匪首朱毛`，而称红军为‘朱毛军`。”

一个外国人，有如此见解，真是难能可贵。

笔者编著此作，把朱毛会师作为重点内容，正是出于这个考虑。

另一点，在笔者心里的一直寻思，人民军队建军大业的基石是什么？

笔者读了那么么多有关“建军大业”的巨著和影视，心中却一直茫然。

学习了习近平在建军九十周年的讲话，笔者才有清晰认识。

此稿突出“朱毛会师回望”这一内容，就是为了加重“听党指挥，坚定信念，是建军大业的基石”这一主题，从某种意义说，此稿只是笔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一些感受。

一位党、国家、军队最高领导人，把一次武装起义，称作“党史、国史、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其意义绝非仅限一次武装起义，它庄重表述了南昌起义，更是中国共产党重整理想信念的一次考验，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伟大复兴圆梦的领导地位的伟大开端，再一次用事实证明：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文稿中一些内容的重复，也完全出于注释这一主题的需要。

笔者还认为，象南昌起义这样远久的历史事件，由于条件限制，出现一些同一件事，有不同说法，是十分自然的，这既有回忆者不可避免带有自身鲜明的倾向性，也有研究者在选取材料和理解文献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

对此，笔者认为应抱敬畏之情，抱有宽容之心，历史事件本身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沉溺于细节之中，一叶障目，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认识。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对历史的重新再展示，而是通过分析和概括，以期得到启示和教益。

这些话，只是说明，笔者此稿编著的初衷。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资料有限，错误和疏漏难免，敬请读者请批评指正。

    笔者

2018年5月编著于南昌，2019年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