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保  编著

 

(续上）

下篇

看看信仰的力量，

在他们身上如何熠生辉

 

有人曾经惊叹：中国共产党当时才有几百个党员；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起义军也所剩无几。短短二十八年，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仰的伟大力量！

 

 

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红色沉淀。革命前辈那可歌可泣英雄壮举，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信仰的伟大力量！

这里，仅举几例——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核心，是坚守信仰、听党指挥的杰出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革命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书记。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是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5月下旬，他由上海秘密到达武汉，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接着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名字，和革命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武装斗争的思想，推动他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屠杀的血泊中惊醒：

 

“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有一批坚定信仰的追随者，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就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博斗危急严重关头，周恩来临危受命——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同志不畏艰险，身穿朴素的中山装，手提着一个黑色皮包，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周恩来等革命前辈，不顾个人安危，抛去高官厚禄，为了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信仰，听从党的安排，义无反顾参加南昌起义……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委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10月初，当我军主力正在汤坑一线与敌人激战时，周恩来因病留守汕头，当敌军一部从海上发起进攻时，城内守军不足一个团，周恩来抱病指挥，之后，他从敌人误以为汕头已被攻占而打来的联络电话中，得知敌陆军进攻主力已逼近汕头，在危急中，他紧急组织留守机关领导和机关干部连夜转移，自己带病坚守断后，把安全让给了同志。

197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一南昌起义》一书，以“继续奋战在党的旌帜下”为题，对南征主力失败后的流沙会议，有一段生动描述：

在汤坑战斗中，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队伍决定向海陆方向转移。在普宁县流沙附近的一座小庙里。起义军领导同志都集中在这里开会。此时，周恩来同志正患着疟疾，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身子更瘦弱了，但他的一双眼睛仍炯炯发光。

会议主要由周恩来同志作报告。他用激动的声音，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强调指出：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

 

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创造了在敌人四面包围中撤退的，起义领导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材，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改写……

永远奋斗在党的红旗下，周恩来是带头践行者，连张国焘在后来他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都难以抹煞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往。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周恩来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乘船离开了广东。

很快，周恩来又回到了中央领导核心层。

南昌起义时，贺龙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跟党走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3日，当谭平山把南昌暴动决定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表示：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贺龙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为的是什么呢？

1938年，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问贺龙：

 

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击了蒋介石。

1982年8月12日，彭真接见《贺龙军长》剧组时，揭示了贺龙走上革命道路的秘史：

 

“贺龙同志在北伐战争前当过旅长、师长，当过镇守使，后来为什么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些人强调了贺老总出身贫苦。我认为不光是出身苦。出身苦仅是一个条件。许多出身不好为什么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出身苦的人为什么却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贺龙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仅是出身苦和性格，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9年1月17日，贺龙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陪同参观的同志请他谈一下来南昌参加起义的经过。贺龙点着已熄灭的雪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平静地说：

 

“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到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可理解共产党人“闹革命”的初心。

对贺龙何以参加南昌起义，还有一种人不懂——

“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主持的“专案组”，要贺龙交代：

 

“南昌起义你是怎样投机革命的？”

……

 

“文化大革命”，贺龙被关押在西山，薛明问他：

 

你为党为革命做出这么大贡献，晚年却遭到迫害，你后悔不后悔？

 

贺龙回答：

 

“不后悔。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不就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吗？”[7]

 

徐特立是在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时申请入党的，在年过50的时候，仍赶来南昌参加起义。1966年，他已90高龄，来八一纪念馆参观时，他站在一楼会议大厅的楼梯旁，回忆起起义时遇见贺龙的一次谈话。他当时问贺龙：

 

“马上要起义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

 

“干革命就不怕失败，只要下定决心，失败了，我还要干，一直干到革命胜利为止。”

 

徐老说：

 

“贺龙的这次谈话，我印象很深，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8]

 

195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元帅军衔授衔议式后，陈毅元帅对贺龙元帅开玩笑说：

 

“元帅阁下，当初您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当元帅？”[9]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是威振四方的军长了，何以参加南昌起义？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介绍，贺龙曾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叶剑英、郭沫若、徐特立、方志敏、聂荣臻等人，他们当年都是身居要职，高官厚禄，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时刻，勇敢站出来，听党指挥，义无反顾来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为的是什么呢？

曾为南昌起义作过特殊贡献的叶剑英，解放后，曾对采访人谈过当时的心情：

 

“宁汉分家后，……究竟跟着谁走？……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

 

叶剑英定下决心后，立即通电全国反蒋。原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连头都没抬，他根本不相信……

 

陈赓的人生传奇，更是革命前辈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生动缩影：他的家庭富裕，但当时社会黑暗，国家内忧外患，陈赓从小立志革命，他1922年入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黄埔军校时，在一次战斗中，把蒋介石背下火线，救了蒋介石的命。如果他投靠蒋介石，飞黄腾达肯定不成问题，但为了坚守初心，他选择了反蒋的革命道路。

1927年7月27日，他随周恩来从武汉来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坚持带病随队行动……1932年，他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不意被捕，蒋介石亲自劝降，陈赓始终不屈

劝降那一天，穿着破烂衣衫的陈赓，被押进一间华丽客厅后，蒋介石一面喊着他的名字一面走进来，陈赓冷冷地看着他坐在沙发上未动。蒋介石说:

 

“你是校长的好学生，黄埔的杰出学生。你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校长从来对学生都是爱护的，一向宽大的，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立即回答: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原谅。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面对陈赓顶撞，蒋介石仍表示:“只要过来，一切好办，愿意带兵，可以随便挑一个师。”陈赓置之不理。

蒋介石无计可施，最后遂将陈赓放出监狱，陈赓最后转道中央苏区。成为从南昌起义走出的一名开国大将。

邓小平晚年对小女儿谈及此事说：

 

“蒋介石抓住了陈赓，后念及陈赓救过他的命，就把陈赓放了。蒋介石放陈赓的时候，在南昌有人说:欢迎你再来。陈赓说:再来，我就带十万部队来！”

 

1949年5月22日，陈赓率第4兵团第13军37师解放了南昌。陈赓在日记中写下了感受: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至:第一次1927年，蒋介石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笫三次。这次是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

 

这简短日记，闪耀的是陈赓坚守信仰之光！陈赓四进南昌表明:他心中怀有崇高的信仰，是信仰的力量使他无惧于任何强敌。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名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叶挺英年早逝，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史学界对叶挺宣传的文章极少，特别是他在南昌起义关键时刻，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党史界宣传更是少之又少……

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与这支部队息息相关，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决非轻而易举。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当时实际情况是，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

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具有将军军衔，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然而，在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毅然放弃这一切，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

 

“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

 

此时张发奎还认为叶挺会念旧，他曾对劝他应约束和防备叶挺的国民党将领颇为自信地夸口：

 

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这话也不无道理，叶挺与张发奎，是同乡、同庚，又是同学、同事。1912年他们同时考上黄埔长洲岛的广东陆军小学，同编在一个班，1914年又同时考进武昌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同窗两年。1919年叶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翌年张发奎也投奔粤军，1921年他们分别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第三营营长。1924年，叶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叶挺回国，同年11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12师副师长的张发奎，推荐叶挺任第12师第34团团长，1926年1月，34团改为独立团。张发奎从第4军长提拔到第2方面军司令，叶挺也从第25师副师长，升任第24师长……张发奎和叶挺，从军队职务看，一直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叶挺的部队，一直是张发奎最信任的部队。

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叶挺的态度极为重要。在私情与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舍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南昌起义时，朱德己经41岁了，他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当他36岁，己经当上滇軍少将旅长，金钱地位垂手可得。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就毅然抛弃这一切，辞职离家，寻找共产党。当时孙中山邀请他重返滇军带兵，并答应给10大洋作费用，他不为所动；找到陈独秀，认为他是军阀官僚，把他拒之门外。但他仍没灰心决远渡海外。在德国，他遇到周恩来，他对共产党信仰的执着，感动了周恩来，终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赴苏联学习，直到1926年回国。

因为朱培德的关系，朱德于1927年1月到南昌朱培德的军官教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同年6月，被朱培德“礼送出境”，来到武汉。

因为他对南昌情况，了如掌指，党才指示他作为起义先行，秘密潜回南昌。开始作起义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照中央指示，南下广东，朱德率先遗队，一直是起义军开路先锋……

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是如何力挽狂澜、战胜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力，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

1927年9月19日，朱德指挥第九军教导团和第25师2500人，驻守三河坝。10月3日至6日，与来袭之敌钱大钧部2万余人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饶平，拟与主力会合，当得知潮汕主力失败消息，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实际上是散伙）等待时机、等待上级指示。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乐观、自信，也是自我鼓励、自我激励，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星星之火，应是最易扑灭、浇熄。

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10]

 

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茂芝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也是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朱德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开始转移……

朱德在后来回忆说：

 

“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11]

 

思路转变了，路子就宽了。朱德在西征半年转战中，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部队开始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装备、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来，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大多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梨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任演习对抗连长，给学员讲述如何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朱德率领起义军北上西进，历时半年之久的转战，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朱德在争论中曾说：

 

“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12]

 

朱德朴实无华的心声，展示了他当年的“初心”，可以说，这也是朱德一生革命历程最为准确的注解。

史沫特莱还在《伟大的道理》写道：

 

“到赣西的信丰附近，在这里，朱德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解决与失败主义者问题。他指出，这些人应该对部队的军心涣散和绝对情绪，对逃兵现象，对某些队伍的抢劫事件负责。

朱将军用坚决的语气提出，凡是愿意离队的，必须即刻离队。他的意见立即被某些人接受，而且见诸行动。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

就是在十年后的1937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其他人也络绎走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朱德眼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走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他的心。”[13]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叛变了。师长、三个团长与师党代表先后离队而去……[14]

眼看部队就要瓦解之际，正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的坚定信念，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把这支部队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井冈山斗争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是，起义军进入江西境内后，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先后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后人称之的“赣南三整”，时间只有二十天左右，但意义重大，不仅加强了党组织建设，严格了纪律，而且战略战术方面有了重大转变，对以后的整党整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德在1927年底和1928初，领导的湘南暴动，是起义军走向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在湘南暴动中，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农民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实到实处，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创建工农革命政权，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几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国。

1928年3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根据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的教训，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办法，撤出湖南，直奔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合作者。

1958年9月，陈毅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

 

“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溃散，终于保存了下来。朱德同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向大家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同志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15]

 

我们以往宣传南昌起义，多是只讲第一枪；而对意义更深远、更重要、更关键的，比起义更为艰难的朱德率部上井冈山的战斗历程，却很少提及……

 

协助朱德带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是共和国元帅陈毅革命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照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深造，更何况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的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二十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16]

 

起义军从福建进入江西后，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意志。时至深秋，官兵穿着单衣，露宿山林，缺医少药，又与上级失去联系，前途茫茫，部队整班、整排离队，在天心圩整顿军人大会上，朱德发表讲话后，陈毅也讲了话，他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而且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艰苦的西进转战中，陈毅和王尔琢、朱德一起，和战士一起行军谈心，帮助战士扛枪，挽护伤病员，用行动去影响别人，树立威信，构建起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当年和朱德、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队伍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边走，一边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这样，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下来。”[17]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光辉典范方志敏，展示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更是感人之深。他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在国民党监牢中坚贞不屈的事迹，早已广为流传。他的廉洁作风，更是今天共产党员的楷模。

时任赣东北根据地苏维埃主席兼财政部长方志敏，有一次返回家乡探视母亲时，婶婶以为他当了大官，就向他讨钱买盐。方志敏听后不禁大笑起来，对婶婶说：

 

“我哪里有钱？我管的钱是公家的。我总不能用公家的钱给你买盐。婶婶，有困难请叔伯兄弟凑一点，帮帮忙吧！”

 

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数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或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的清贫思想，不是单纯的个人修养，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方志敏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搜身，发现除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旧表外，竟然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在被捕入狱后，他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的多次诱降，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气凛然写道: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革命前辈，对信仰力量的诠释！

 

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说：

 

“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方志敏式的“清贫”，正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前辈信仰力量的写照，正是共产党人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也正是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忠诚信仰的表率，她像无声命令和细雨，培养新时代干部廉洁自律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