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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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昌起义“失败论”的思考

来源:周根保 日期:2024-10-30

    摘要:南昌起义因其打响“第一枪”和开启土地革命新时期之功永载史册。在充分肯定南昌起义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失败”的批评和论断。“失败论”没有顾及起义的全过程和最终结果,只是起义过程中间出自一时一地的仓促认定,并不严谨和科学。在南昌起义过去近10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对起义进行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去除“失败论”而恢复其客观历史面貌。

关键词  南昌起义  失败  科学评价

      (此文经何友良先生修改,曾于2017年在《苏区研究》杂志发表。对南昌起义成败,许多大专家在迎接建军百年学术讨论中,发表多种不同论述。笔者此文,供研究南昌起义热心者参考。)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孕育诞生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此,已经成为定论,没有什么疑义。但在对起义过程的叙述和定性上,近百年来,也一直存在着“失败”的说法,先是当年中央文件有此定论,继而在不少论著中沿用不断[[1]]。显然,如从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和最终结果上分析,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失败的”,是不客观、不科学的[[2]]。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100周年之际,全面认识与科学评价八一南昌起义,意义重大。  
一、南昌起义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历程,要从起止全过程全面完整地认识和评价起义    
    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首先必须把视野放在起义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从起始日期说,十分明确,那就是始于1927年7月下旬的酝酿;终止日期,则应当统一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对此,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有过明确的认定。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指出:“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3]]因此,从起义的酝酿发动、南下征战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是南昌起义的全过程,期间,起义大体上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历程。
    从7月下旬到8月5日,是起义的酝酿与举行阶段,这一阶段是胜利的。
    中共从危急时局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作出南昌起义的决定,确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前往九江领导起义,这是第一次未经莫斯科同意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果断而正确。其后,尽管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前委会议上,就是否立即起义问题有所争论,但最终因为周恩来等的坚定,还是顺利地组织领导了起义。特别是,起义军仅仅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守敌3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随后起义军又按中央指示,从8月3日至5日,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南昌。从起义的酝酿和举行这一段看,南昌起义无疑是胜利的、成功的。     
     从8月初到10月初,是起义军南下征战阶段,这一阶段有胜利有挫折,而以挫折为主。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原定方针,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经赣东南下,经江西、福建两省转兵广东。
    当时起义军尚属未经政治改造的旧军队,部队纪律尚不严明,加上时值酷暑,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和逃跑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进入赣南和粤北后,敌情严重,起义军同围追的国民党军进行多次激烈战斗,部队在赣南作战取得很大胜利的同时,也受到很大伤亡。特别是9月底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与强敌作战,由于敌众我寡,最终被占优势的敌军击散,起义领导人相继离开前往香港。起义军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潮汕严重失利或者说作战失败,并不等同于整个南昌起义过程的终结。
    从10月初到1928年4月,是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湘南和上井冈山阶段,这一阶段部队重现生机,经历挫折后再度奋起。在起义军主力被打散后,两支余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坚持和转战。
    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12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突破敌人重围,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红二师。11月间,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树立起苏维埃的旗帜,创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二是驻扎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两千余人,在朱德率领下从三河坝突围。得知主力失散的消息后,朱德于10月7日在茂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另找出路。朱德1961年2月回忆说:“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的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当即开了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4]]会后,朱德率领起义军转战赣粤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茂芝会议是一次关系到南昌起义成果能否保住的重要会议,是起义军南下广东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10月初,朱德率起义军到达江西安远地区时,部队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朱德毅然进行“天心圩整顿”,召集军人大会,发表坚定信念演说,一扫郁结在起义将士心间的失败阴霾。“天心圩整顿”后,朱德不失时机组织了“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经过“赣南三整”,部队提高了战斗力,走向了团结统一。在发动湘南暴动后,朱德带领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使南昌起义火种得以保留,使起义军在挫折中得以壮大发展,跟随朱德上山的约八百多名将士,成为人民军队的奠基者。

    综上可见,南昌起义从酝酿、决策、举行到南下转战、余部上井冈山,是一个连环紧扣的过程,这一过程波急浪涌,惊心动魄,期间既有重大胜利,也有重大挫折,准确地说,是头尾胜利,中间挫折。因此,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要观照和把握起义的全过程,不应轻率地以其某一段来评论整个起义。            

二、“失败论”源自中央的一时判断,有其特定的背景、指向和原因,不能将其泛指整个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这个通告,提出了南昌起义失败的论断(此前,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中,已第一次使用“叶贺军队失败”的字眼)。

    从全文看,24日的这个通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通告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通告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叶贺南昌暴动是“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5]]这说明,中央在认定南昌起义失败的同时,高度肯定起义的重大意义,反过来说,是在高度肯定起义重大意义的前提下,谈论起义失败的。

    第二,通告关于“失败”的认定有明确的指向。通告第二部分讲的是“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从该部分内容看,通告的时间与内容限定十分清楚,即所指失败,不是指整个南昌起义的失败,甚至不是指南征的失败,而是特指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作战失利、“军事失败”;同样,在时间上,也不是指起义的全过程,而是指南征进入广东后的一个短时期,此前从撤出南昌到进入瑞金、会昌一段,起义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显然,即便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这个通告,并未否定南昌起义的巨大意义和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胜利,进而对“失败”作出了清晰的限定(当然,通告在后面也将这个限定泛用为“叶贺失败”)。   

    第三,该通告的目的,似乎主要不是批评南昌起义的“失败”,而是总结检讨南昌起义,提出其后的政策与行动。因此,占通告主要篇幅的第三、四、五三个部分,小标题分别是“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既要求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到农民中去,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也表示党要从叶贺失败中下极大的决心,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6]]

    当然,不管怎样,中央这一通告毕竟首先提出了“失败论”。那么,在南昌起义实际上还在进行中的当时,中央为什么产生和认定“失败”呢?这也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应该承认,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作战,确实遭到重大挫折。正如中央通告所指出,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作战,“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它造成了南征部队完整建制的基本解体,和南昌起义绝大部分领导人的离开。对此失利或者说重大挫折,也可以说是作战失败,自然不必讳言。这一点,应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直接原因。   

    其次,起义军潮汕作战的失利,使中央的原定计划和目标不能实现。中央确定的南下计划,要求起义军直取东江,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重行北伐。因此,中央通告中批评说:起义军到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乌,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结果陷入优势敌军四面合围夹击,而“完全解体”,也就使得“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且失去了“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7]]。这应该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主观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央原定的计划和目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起义军根本无法完成,甚至正因为该决策,而使起义军不可避免地陷入与优势之敌决战的危险境地,直接导致潮汕失败。而中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划和目标,明显受到共产国际指示、党内当时缺乏经验、急躁过“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李维汉后来回顾说: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这两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8]]无疑,将因为中央错误决策导致的军事挫折,特别是将起义军在广东的作战失利,笼统地说成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再次,中央的认定,也与部分起义领导人当时的报告有直接关系。在中央作出此通告前,中央收到了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报告,他们都是在潮汕重挫后离开部队的,因而在报告中都用了“失败”的词语,来指称部队的作战失利。这些报告,来自参加领导起义的前方领导人,对中央作出判断显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不说他们受到当时情境和失利情绪的左右,最为主要的是,在他们提交报告和中央作出认定时,起义军实际还处在继续行动当中,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清楚起义军余部在朱德等领导下的继续转战和最终结果。而恰恰是其后的内容,决定了南昌起义的最终命运和走向,明了这一点,尤其重要和关键。    

    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有关领导人当时的失败用语,所指时间、地点非常清楚,即9月底10月初在潮汕的作战,而中央提出“失败论”,又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中央当时的所指,还是有着相当明确的限定,并不包括其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进军赣南、湘南尤其是上井冈山的内容。也因此,不能以中央这一通告所指的“失败”,来定义整个南昌起义,同样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三、潮汕挫折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坚持和发展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和趋势,从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         

    如前所述,作为整体的南昌起义,失败只是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局部现象。南下广东,尽管主力受到重挫,但纵观起义全过程尤其是潮汕重挫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南昌起义的旗帜始终没有倒,南昌起义的火种始终没有灭,南昌起义的队伍始终没有散。历史证明:起义军在挫折后的持续转战与探索,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历史意义,与“第一枪”一样,永远熠熠生辉。

    1、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土地革命的认识更为深刻,行动更为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一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内容,并先后进行了三次讨论。但由于起义后战事频繁,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中,未能有稳定的立足点,土地革命纲领难以付诸实施。起义军南征失利后,不仅对土地革命的紧迫性认识日趋深化,而且积极组织实施。朱德、陈毅到达湘南后,首先夺取了宜章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接着又成立了县土地委员会,专门研究土地的政策和方法问题,1928年2月中旬进行了插标分田。宜章县开始分配土地的消息很快传遍湘南。工农革命军乘势发展胜利,迅速夺取了郴州、耒(lěi)阳。在夺占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插标分田。在此基础上,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把土地革命真正付诸实施。同时,朱德、陈毅领导农民起义军,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湘南起义在湘南大地形成浩大声势,不仅在理论上、纲领上,而且在实践上,迈出了土地革命的实际步伐,为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以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2、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坚定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的革命道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广大农村。八一起义的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起义军主力作战失败后,朱德等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粟裕回忆说:“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9]]朱德率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到饶平县的茂芝村,面对主力在潮汕失利,4万敌人从三面追来,军心混乱茫然的严峻形势,朱德在茂芝召开会议,围绕要不要南昌起义种子、要不要坚持起义军的旗帜展开激烈争论。朱德坚定地表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10]],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于是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略事整顿后,朱德率起义军迅速向西北山区转移,使起义军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11月初,起义军到了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起义军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战术也变了,不是打阵地战,和敌人拼消耗,而是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了,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11]]为了适应作战方法的转变,起义军在犁铺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任教,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转变,作战方法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许克祥率部进攻宜章的战斗中,起义军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敌人五个团,取得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粟裕认为,朱德、陈毅领导发动的湘南暴动,“是武装斗争向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之一。”[[12]]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朱德、陈毅毅然率领部队奔向井冈山,获得浴火重生。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红四军不仅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也是我军发展壮大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谭震林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支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因为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不行,”“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一旦上山,因为带来起义军的队伍,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的铁军,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13]]   

    由上可见,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千里转战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探索和实践。这一探索成果具有全局性的深远意义。

    3、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如何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自觉

    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为人民军队的创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朱德在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中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英雄们、烈士们,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人民革命的义旗,抵抗了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你们的英勇行动,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永垂不朽。”朱德的题词深刻揭示了八一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八一起义领导人在起义的决策和指导上,鲜明提出了救国救民、为民奋斗的目标和使命,八一起义这一目的,实际上构建了新生人民军队的宗旨。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在起义军一开始就得到充分体现。八一起义初步提出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和重要内容。起义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但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特别是从饶平到大余近一个月的行军中,环境恶劣,这些不良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如何建设和巩固这支部队,是当时摆在朱德、陈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14]]部队进入江西境内后,朱德、陈毅借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对部队先后进行整顿、整编、整训,巩固了部队,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纪律,部队战斗力得到提高。这支从南昌起义的血泊里挣扎过来的人民武装,终于获得了新生。粟裕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立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15]]朱德、陈毅在艰难转战中,从整顿起义思想、组织、作风、编制入手,有步骤、有计划的初步提出和着手解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革命纪律,树立革命信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许多重要建军问题,从根本上开始了探索建设和发展一支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

    4、起义军在挫折中艰辛探索,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信念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自觉。

    汤坑战斗主力遭到失败,起义军领导人集中在流沙村的一座小庙里开会。周恩来带病参加会议,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会议决定正式取消革命委员会前的“国民党头衔”,即不再在表面上打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领导人虽然在主力失散、敌人四面合围中,毫不动摇,按照前委安排安然分散撤退,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坚强的党性观念。贺龙起义前就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干”。起义军南下到瑞金时,他和郭沫若在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潮汕失利后,他又回到家乡组织武装起义,几经奋斗,领导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成为红军的一支主要力量。朱德更是在起义军余部面前树起高山般的信仰丰碑,在危急关头站出来坚定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起义部队带出去,将革命进行到底;他鼓励大家,坚持奋斗,奔向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和陈毅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胆略,带领部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正是在党的旗帜下,八一起义保留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他们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广州起义、桑植起义、海陆丰起义、弋横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六霍起义、赣西南起义、万安起义等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出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坚定信念。

    综上可见,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的作战失利,并没有中断起义的性质与奋斗。从结果上说,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扭转了潮汕失利的颓势和低落,在中国革命的前进大方向上,坚持和发展了继续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趋势。从这一基本事实看,它们实际上推翻了失败的定论,而从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   

四、简短的结语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挽救危局、开创新路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伟大历史意义得到充分阐发的今天,更觉所谓“失败论”的片面和不当。总起来看,从起义的酝酿发动、南下征战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是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起义大体上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和反复,科学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首先应当从起止全过程上全面完整地进行,不能单纯以其中一段挫折来定论整个起义,因为潮汕挫折并不等同于整个起义过程的终结。从当时历史文献和史实看,“失败论”源自中央的一时判断,有其特定的背景、指向和原因,因此,对失败论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分清其特定的因素和客观的情景,固然不能否认南下广东途中潮汕作战的重大挫折,或者说潮汕作战的失败,但也不能笼统地因潮汕作战失败来泛指整个起义失败。最为关键的是,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固然不能忽视其过程,但最终检验还是要看其结果。毫无疑问,潮汕挫折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体现和维护了南昌起义的性质与奋斗,坚持和发展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和趋势,从而在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综而言之,在涉及南昌起义的定性和结局时,不宜再使用“失败论”。       

(作者:周根保,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 

[[1]] 以近些年的研究为例,如有《南昌起义是何时何地失败的》(《历史教学》1990年9期)《南昌起义失败原因新探》(《四川党史》1997年第7期)、《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原因探析》(《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2期)、《风展红旗上井冈——南昌起义失败后肖克奔向井冈山的曲折历程》(《党史纵横》2015年1期)等等,在权威党史著述中,也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香港”之类的“失败”定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236页)
[[2]] 近年来也有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李维民《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指出:“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说,南昌起义失败论,源自当时中央的结论,那么湖南秋收起义,当时的中央也指责为‘单纯军事投机的失败’;如果说,南昌起义没有实现原定的计划,那么秋收起义也没有实现原夺取长沙、全省起义的计划……可是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从未使用过‘失败’的字眼,而南昌起义失败似乎已成为定论,至今的党史、军史还是这样写的。这种不用同一标准来评价历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第6-7页)。
[[3]]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4]]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27页。
[[5]]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395页。
[[6]]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5页。           
[[7]]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99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198页。
[[9]] 粟裕《激流归大海》,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重印版,第455页。
[[10]] 刘汉开:《南昌起义之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1]]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164页。
[[12]] 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编《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236页。
[[13]] 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7年版,第105页。
[[14]] 杨至诚:《艰苦转战》,《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15]] 粟裕:《激流归大海》,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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