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谈到南昌起义。这些谈话或文字有的回顾历史过程，有的总结经验教训，更多的内容是既客观又谦逊地分析南昌起义后来失败的原因，充分肯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成功的伟大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南昌起义在党和军队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在建军节到来之际，“理论中国”公众号摘编周恩来谈论南昌起义的相关材料，供大家学习参阅。

1928

　　1928年1月18日和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委指示信。在谈到广州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时，特别指出：

　　“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期间，在不同场合谈到了南昌起义：

　　5月16日，在莫斯科准备参加党的六大的部分代表召开讨论会，讨论南昌暴动。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南昌起义后，当时情形造成了回广东的条件。起义军南下采取的路线，走赣东可能阻碍少些。在会昌是需要解决黄绍竑部的，后来应该出寻邬。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

　　7月3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报告总结党自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二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指出红军的来源应包括游击队的扩大和军阀军队的倒戈，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

　　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南昌起义作了结论，既肯定“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又指出了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

1933

　　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中革军委的决定，“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7月12日周恩来与朱德发布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训令，指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经过了六年来反帝、反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它已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从小的分散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所产生的游击队与部分的白军士兵暴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推翻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实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1944

　　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其中讲到：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他还提到：

　　“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946

　　1946年9月，周恩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谈到自己与南昌起义这段历史，他说：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1948

　　1948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妇女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说：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开始创建人民军队，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人民军队的数量由小到大，尤其是经过几次大发展，到今天已是一支二百八十万人的队伍了。二十一年前，我们党刚着手抓军队时，掌握的力量很小。开始有叶挺独立团，才两千人，这个团在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南昌起义时，我们党领导的力量稍有增加，主要有叶挺、贺龙的部队，还有朱德的部队，也不过两万余人。当时朱德的部队人数不多，是从朱培德那里带出来的，才一千多人。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战各地，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标志着人民军队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时期。”

1949

　　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报告，向青年人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的历史，他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突然形成现在这样的力量的，而是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斗才形成的。它开始时是一支很小的队伍。在北伐战争时，我们党还不懂得也不会领导军队、组织军队，当时虽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可是对这支队伍忽视了，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所以这就成了大革命末期党在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之一。对于把农民武装起来改造成为革命队伍的问题，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认识到了。所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然而因为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结果还是不能免于失败。那时有很多同志参加这个起义，起义的队伍共两万余人，但是最后只剩下朱总司令指挥的一个团了。另外，就是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一个警卫团，和毛主席当时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成为另一支队伍。这两支不过是两个团兵力的队伍会合在井冈山，就是中国最先形成的人民武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那时候，还有其他开展土地革命的地区也组织了人民武装队伍。但是，最初的骨干还是这两个团，这两个团影响了当时其他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所以说，人民解放军开始的时候力量很小，只有数千人。这个力量虽然小，但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正确，所以人民军队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大的队伍。”

1960

　　1960年7月14日、15日，受中央委托，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在讲到1927年7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时提到：

　　“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1962

　　1962年4月7日，周恩来接见加纳驻华大使比纳•克西。谈到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说：

　　“那次起义本身是失败了，但好处是保存了一部分武装力量，由朱德率领到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合。今天许多得力干部是从那次起义里出现的。元帅就有六个：朱德、林彪、陈毅、贺龙、聂荣臻和刘伯承。参加过那次起义的将军就更多了。”

　　还说：

　　“我们那时也很年轻，所以没有把事情办好，但是革命和武装斗争一定要经过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经验才会全面。几乎任何一种性质的革命和任何一个地区的革命，都没有不经过成功又失败而取得最后胜利的。”

1971

　　1971年5月10日，周恩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向主管教育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讲述党的历史时指出：

　　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误。

　　这次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回忆总结南昌起义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成功经验作了充分肯定，对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一部分武装力量”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等，都作了高度评价